皇家永利纪录电影《川流不息》:六名汶川孤儿的震后成长

皇家永利 1《川流不息》海报。袁秀月摄

国内首部聚焦“5·12”汶川地震孤儿成长历程的纪录电影《川流不息》日前首映。导演焦波带着片中的四个孩子亮相,片中有“戏份”的姚明也亮相首映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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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5月8日电“看这个片子,越到后面越看得进去,时间是最好的试金石,这几位孩子也代表了汶川这十年来重生的经历。”5月8日下午,纪录电影《川流不息》在北京进行首映,姚明如此表示。

《川流不息》由中国人寿与北京焦波光影文化公司联合制作推出,国内著名摄影家、导演焦波通过长达十年的跟踪拍摄,记录了以六位孩子为代表的汶川地震孤儿成长历程。焦波回忆,汶川地震第十天他就到了灾区。《川流不息》从十年前孩子们因为地震变成孤儿的那一刻讲起,当时片中的六个孩子最大的11岁,最小的还不到5岁。十年来,他们在不同的环境中成长,相同的是他们都被身边的人用心用力地爱着。每一年焦波都会把孩子们聚在一起,为他们拍一组照片。孩子们渐渐长大,其中刘明富独立拍摄完成了纪录片《轮椅上的女孩》,“学霸”王晰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

2009年焦波和6个徒弟在北川的合影。

▲焦波和六徒弟在2017年的合影。受访者供图

《川流不息》由焦波导演,作为国内首部聚焦汶川地震孤儿成长历程的纪录电影,该片通过长达十年的跟踪拍摄,记录了以六位孩子为代表的汶川地震孤儿的成长历程,表现了他们在社会各界关爱下度过艰难时刻、于废墟中重拾希望的故事。

《川流不息》将于5月12日在全国范围内公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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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导演焦波决定给自己聚焦汶川孤儿、拍摄长达10年的纪录片定名为《川流不息》。

地震发生后,导演焦波第一时间赶赴灾区,先后结识了刘明富、廖岑、王晰、王海奕、何文东、何美君六个地震孤儿,并收他们为徒,送给他们每人一台照相机,让他们记录身边的生活。

无论怎么突破,生活总是会在固定的时间回到同一个原点。那是每年的5月,廖岑习惯的节奏一到这时就会被打乱。微信每天冒出几条好友申请,手机里躺着十几条未读的短信。某个突然而至的外地电话,会把正在上课的他吓一跳。
和许多同龄人一样,廖岑爱打游戏,喜欢看搞笑视频,最怕考试。更多时候,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担心毕业,担心没有着落的工作。只有5月是一个例外,手机里频繁响起的声音提醒,他还是一名汶川地震的孤儿。
根据四川省民政厅2012年的数据,那次地震共造成630名孤儿。这些孤儿有的被收养,有的和亲属生活在一起,也有的进入福利院。
廖岑是其中一员,他震后和姑父姑母生活在一起。不同的是,他和其他5名孤儿一起,被摄影师焦波收为徒弟。
这位以拍中国农村纪录片出名的摄影师,指导这些孤儿,把镜头对准灾区,记录下灾区的震后生活,也把这6个人的震后成长拍成了一部纪录片。纪录片的名字,最后被定为《川流不息》。
焦波一直相信艺术熏陶比讲道理更容易帮他们完成心理建设。震区的很多孩子没见过单反相机,都喜欢跟着焦波跑,蹲在他身后模仿他拍照的姿势。他把相机挂到孩子们的脖子上,那一瞬间,他发现孩子们放下了戒备。
他给几个徒弟每人一台数码相机,希望通过摄影转移他们的注意力。但是他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虽然如今他们已经能笑呵呵地谈论往事,但“熟悉后会发现,他们心里还是有疙瘩,可能会一直隐隐作痛,一辈子都无法放下。”
老三廖岑有一阵不敢一个人上厕所,大师兄刘明富到人多的场合会腿软。因为思念父母,老四何文东一度没有食欲,瘦到皮包骨。
他们不愿谈论“梦想”。在他们眼里,这个词意味着接踵而至的有关地震的问题。廖岑不喜欢说这些,别人问什么,他都下意识地点头,被追问,就说“忘记了”。
老大刘明富总说自己没有梦想。问急了,他会发脾气,“没愿望还不行吗?必须有愿望吗?”他讨厌被人关注。一旦发现自己出现在镜头里,就会躲开,或是用手遮住镜头。刘明富的微信昵称是“可有可无已是习惯”,“无所谓”是口头禅。
地震发生那天,刘明富在操场上,地面像起了大浪一样把他掀倒。他一直没有找到父母和姐姐的尸体,根据时间,他推测家人是在赶集的路上遇难。地震后,他所在小学的学生被集中到体育馆,3天后,大伯找到他,说“以后你就跟着我们过了”。那时他就清楚自己成了孤儿。

  《川流不息》的主人公,是6个四川孩子。10年前,他们与其他600多个孩子一同,在地震中失去了父母。

随着时间的推移,六个孩子的成长道路也开始分叉:王晰把精力都用在学习上,最后考上上海交通大学;刘明富厌学叛逆,却热爱摄影,19岁就导了自己的纪录片;廖岑生性乐观,却在地震三年后失去了爱他的爷爷,现在也面临毕业;何文东护校毕业在医院实习,妹妹何美君在外婆的帮助下做起了麻将馆的小生意;最小的女孩王海奕则正在绵阳读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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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是指四川、汶川、北川,也是指波涛奔涌、生生不息的生命长河。

皇家永利 6《川流不息》首映礼,姚明和孩子们合影。袁秀月摄

何文东的学校不在震中,但父母常年在汶川县打工,每年相处的时间不过10天,他对父母几乎没有印象。何文东知道见不到父母了,仍然坚持去看看父亲开过的挖掘机。
那天下午,廖岑的教室从4楼垮到3楼,从天花板往下落的灰让他看不清路。他几乎靠本能爬出废墟,全班40人有超过一半长眠于地下。
廖岑说,自己当时太小了,对死亡没有概念,只从电视里看到过。但是越长大,越知道失去亲人的感受。
老师总是单独告诉他“你和别人不一样”,每到寒暑假,尤其过年的时候,这种“不一样”的感觉会放大好几倍,同学聚会时,他总是留到最晚回家的那一个。
“有人说,人走了就会变成一颗星星。我宁愿天上永远没有星星。”在一篇给母亲的日记里,廖岑写道。
焦波收的第一个徒弟是刘明富。他记得,离开汶川的时候,刘明富还留在村口,家里人让他问焦波喊一声“干爸”,他犹豫了半天,说不喜欢“干”字,最终叫了声“爸爸”。
但是日常的生活,并不总是充满这样的温情时刻。何文东爱和同学出去玩,彻夜不归,外婆只能报警找孩子。刘明富喜欢上网,还常和家人产生矛盾。往后几年过年时,他宁可在宾馆里看电影,也不愿意和家人、和焦波过。很多心理咨询师都在孩子们身上看到这种变化:年龄好像突然变小了,专业术语叫做“退行”,是缺乏安全感的表现。
心理重建,远比生活重建困难得多。震后有很多批心理咨询师去过廖岑所在的绵竹县汉旺镇安置点,但是这些人里,只有一位广州来的大学生一直和他保持联络。
地震后最初的几年里,焦波曾对外界的关注感到担忧。“灾难一下子降临到他们身上,一股巨大的暖流又在猛然之间倾注过来,像冰冷的雪山上头又浇上一盆热水,很担心他们能否承受。”
那时,关心他们的人很多,社会人士送的都是高级品牌,孩子们参加活动都是住的五星级酒店。志愿者对他们有求必应,不想走路了就有人背,对吃的不满意,吵着要吃麦当劳,就有人跑老远买来。焦波发现这个情况后,狠狠批评了孩子,也让志愿者们不要这样做。
这些孩子第一次离开自己生活的县城,看到了只在课本里读过的天安门、东方明珠塔,也第一次看到大海。但每当活动结束,等待他们的是板房里逼仄的生活。

  5月12日,该片在腾讯、优酷、爱奇艺同步上线,并将于央视播出剪辑版。

“陪伴是最好的慈善,让我们一直陪伴在需要帮助的人身边,把时间和精力花在最值得去用的地方。”早在几年前,姚明就与纪录片中的几个孩子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姚明曾送给孩子们签名篮球。看着他们逐渐长大,姚明也感慨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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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到2009年,焦波数次赴灾区拍摄期间,逐渐产生了收几个地震孤儿为徒、教他们摄影的念头。他发现:“当我拍这些孩子时,他们总躲着我,充满戒备,但当我把相机给他们,让他们自己拍,那一刻他们是快乐的。”

《川流不息》由中国人寿与北京焦波光影文化公司联合制作推出,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中国人寿第一时间便捐款1600万元支援抗震救灾,并在震后第二天宣布全面助养地震孤儿,直至他们年满18岁。随后,中国人寿还资助导演焦波,助其长期拍摄地震孤儿灾后的生活。影片中的“川”不仅代表着四川、汶川、北川,更有水流、河流之意,“川流不息”则寓意了“涓滴爱意,百川归海”。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的研究员张侃曾在媒体上呼吁,对灾区的心理援助应持续20年,反复却不持续的心理援助可能给一些灾民带来二次伤害。但这不能阻止廖岑一次又一次被拽回5月的那个时间节点。
地震过去5年后,廖岑明显感觉前来做心理援助的人“直接”了很多,学校把他们召集起来去听讲座,有时还要填一些问卷。他觉得自己并不需要这些心理疏导,他也没能感受到地震后自己所经历过的温柔和真诚——地震后的几个月,来震区的人多是带着孩子们玩沙盘游戏、搭积木。他们几乎都不提自己的身份,也不会提心理建设、心理咨询的字眼,就说自己是志愿者。
更难以相处的,是加在伤口上的压力。焦波发现,孩子们被关注得少了,身上却被寄予了更多考上好大学、回报社会的期望。“这些好心人和我一样爱得太深了,以至于希望孩子们都成龙成凤。”焦波说。
那几年,焦波几十次回到灾区,和徒弟生活在一起,他很想拉着他们往前走。他想方设法找话题和他们聊,了解他们的爱好,但只要一说起学习,他们就往外跑,甚至发脾气。
2011年,刘明富不肯上学了,没日没夜地看电视、上网。因为在家里待不下去,他找到焦波,想学习拍纪录片。焦波给他取艺名“北川”,希望他不忘家乡、不忘本。
在拍摄现场,刘明富学会了生火做饭,开始愿意和别人交流。熟悉以后,他第一次讲起了地震前后的经历。他最遗憾的是和父母、姐姐没有过合影,他们留下的仅有的相片,是身份证上的大头照。
之后,他回了一趟老家,从北川县擂鼓镇驱车半小时后就没路了,还要再步行两个小时才到。木屋被地震震歪了,门板上布满了青苔,屋内草木丛生。他摸了摸锈迹斑斑的锅、碗和杯子,走到屋外抽了根烟就离开了,一句话都没有说。从那以后,焦波才感觉到刘明富的心结慢慢打开了。
廖岑小时候是6个人中最活泼的,见谁都笑。几乎所有的活动中,这个白白胖胖的小孩都作为代表上台发言。主持人把他背到肩上和姚明对话,问他上面感觉怎么样,“空气好清新呀!”他答道,逗得全场大笑,活动结束前,他还用上海话说“谢谢侬”。他主持过地震孤儿的活动,还拍摄了一部记录震后板房生活的纪录片。
但是后来,陪着廖岑长大的爷爷去世了,焦波也因为工作忙,很长时间没能去四川。
廖岑一度觉得,焦波和那些志愿者没什么两样,地震后来得勤,过了几年就不再关心自己了。再次见面时,焦波觉得廖岑的性格突然变得敏感、内向。
直到现在,焦波都常感到惋惜,他觉得廖岑是最有摄影天赋的,但却荒废了。“最捉摸不透的就是他,每天都笑嘻嘻的,但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到底在乎什么。”
“我觉得越长大越不开心。小时候什么都没有去想,结果长大了问题越堆越多,想不通了,手忙脚乱了。以前遇到问题都是逃避它,不去想,到现在什么都没有做成。”只有一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焦波觉得终于听到了廖岑的心里话。
说完后,廖岑一偏脑袋,“是不是太负能量了?”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说,“那我说点正能量的吧,大学生活挺充实的,天天都有事情做。”
应对媒体采访时,廖岑用一套“标准答案”把那段记忆小心地封存,“我知道他们想要什么,这样大家都能开心。”他尽可能不去回想,但外界总是迫使他回忆,他家的板房常常被摄像机闯入。有关地震的阅读和作文题贯穿了读书期间的多数考试。但他从不拒绝采访,“总不能让他们大老远过来,空着手回去吧?”
但他有时很抗拒在镜头里出现,因为觉得被拍的都是自己打游戏、成绩不好的状况。“那不是我的全部,但却是别人眼里的全部。”
为了能让廖岑考上大学,焦波和他的家人商量,让他学习播音主持,走艺考的路,焦波还推荐廖岑参加一档演讲节目。预演结束后,编导对演讲的效果和他的态度不满意,没让他上舞台,“你这样的故事没有让我们现场的人泪流满面,某种程度上不算成功。”
“他们可能觉得我吊儿郎当的。其实是我不想在别人面前说地震,说和爷爷的故事。”直到最近,焦波才得知,廖岑不喜欢播音主持。
廖岑告诉记者,从来没有人问过自己是不是喜欢播音主持,但想到大家也是出于好心,所以从来没有表达过不满。虽然拍过纪录片,拍过很多被焦波称赞、上了影展和画册的照片,但他说自己不爱摄影,“只是觉得做这些能让焦老师开心。”
过去的10年,焦波和6个徒弟的相处时间远多过自己的孩子。他觉得自己“早把他们都当作自己的子女”,孩子们也把他当成父亲了。即使是不给好脸色的刘明富,外出拍片时也会扶着焦波走,在车上不自觉地靠着焦波睡觉,吃饭前提醒高血糖的师父吃药。
但是焦波后来是从别人口中知道,刘明富找了女朋友,这让他一度感到很挫败。这个朝夕相处的徒弟和别人都好好的,唯独爱对他这个师父发脾气。有时为他好让他做什么事,他一定要反着来。后来焦波想通了,其实小北川在对自己撒娇,“人只有对自己最亲的人才会撒娇。除了我,他还能对谁撒娇呢?”
最初几年,焦波对徒弟们很严厉,谁照片拍得少了,学习成绩退步了,都会批评。“很多时候甚至是逼着他们学,觉得不能对不起社会的关心。回头来看,好像有点过了。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路上走着,或快或慢。能健康成人,不走入歧途,其实就够了。”
老二王晰选择用忙碌冲淡伤痛,他告诉记者,难过的时候,他就拼命学习,不知不觉也就忘掉了不开心的事。被焦波收为徒弟后不久,王晰找到焦波,说想把时间都放在学习上,不打算学摄影了,焦波尊重他的决定。

  就这样,2009年夏,焦波收了刘明富、廖岑,以及王晰、王海奕兄妹,何文东、何美君兄妹为徒,送给每个孩子一台小相机,教他们基础摄影知识,让他们拍下身边认为值得记录的画面。这一年,孩子中最大的13岁,最小的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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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在焦波与6个孩子的近10年往来中,一部记录他们成长历程的纪录片逐渐成形。

与他们不同,老四何文东热爱摄影。他一有空就出门拍照,交给焦波的作品最多,也最愿意琢磨构图。看着镜头里灾区生活的变化,他觉得“被点醒了,自己也要大步向前走”。
只是,后来妹妹身体不好,还被下过病危通知书,外婆也需要照顾,何文东只能辞掉广州的工作,回到四川照顾家庭。
他一直很羡慕刘明富能够拍纪录片。现在,他连拍照的时间都没有,只能偶尔用外婆和妹妹买药剩下的钱买摄影书看。他有时会被生活不受掌控的感觉弄得心烦意乱,但他很快就想开了,“生活不会等我,只会继续。”
如今,何文东还在为工作奔波,他的妹妹何美君因为体弱多病,跟着外婆一起照看麻将馆。
大师兄刘明富已经站上过国际纪录片节的领奖台,6个人中学习最好的老二王晰,坐在上海交通大学的教室里,没有人知道他曾经历地震。王晰的妹妹王海奕立志像哥哥一样考上好大学。跟家人和焦波商量后,廖岑决定开一个媒体工作室。
尽管境遇不尽相同,但无论如何,6个人的生活看起来都在向正常的轨道靠拢。廖岑已经很少回老家汉旺镇了。他家附近有一座高高的钟楼,那场地震后,指针永远停在了下午2时28分。以前他很喜欢去钟楼边玩,县城重建后,那是他唯一熟悉的东西。

  “我希望别人接近我是因我本身”

  影片对灾难与痛楚的表达是节制的,电影首映式上,观众们甚至不时发出笑声,但笑过后,又有许多五味杂陈的思考。

  例如,当看到地震过去8年后,已是大学生的廖岑在接受采访时被问“成长是什么”,他回答:“成长就是越大越不怎么开心,以前遇到问题都是逃避它,现在越堆越多。”

  6个主角中,廖岑小时候最活泼乖巧、讨人喜爱,因而也成了10年来接受报道、参加活动最多的人。

  他坦言早厌倦这类事情,最烦记者跑去学校采访。从小学到大学,他在每所学校都被采访过。有时,他会敷衍地回答问题,例如,在戴着牙套的时候,跟记者说自己的愿望是做牙医,目标是没蛀牙。

  他知道什么样的回答会被传递出去,什么样的不能。“他们都觉得我说得很好、很开心,但我现在不想再敷衍了,他们就觉得你变得什么也不会说。”

  事实上,在价值观逐渐成形的10年间,6个普通的少年都受过“不普通”的关注和对待。

  焦波曾比喻,地震过去后,这些突遭巨大灾难的孩子又突然得到大量关爱,“像冰冷的雪山上浇了一盆热水”。有时,人们急切的关爱也会用错方式;有时,人们又太急于看到孩子们表现出阳光、积极的一面。

  何文东记得,初中时,“有时和人吵架,明明是你的错,对方反而向你道歉,好像觉得你家这样了,跟你吵架对不起你。”他说自己那时很难交到真正的朋友,“我希望别人接近我是因为我本身,而不是那些遭遇。”

  刘明富会在接受采访时,尖锐地表达情绪。例如,影片中,有人问他焦波是什么样的人,他反问:“怎么能轻易给别人评价呢?”而当被问有什么愿望,他说我没愿望,又在被一再追问时,愤怒地质问:“必须有愿望吗?”

  学习最好、被其他人称作“学霸”的王晰,只要出现在报道里,就是最正能量的角色。但这么多年,他几乎不看关于自己的文章和节目。“人们常是把想象中我们的形象直接写出来,他们通过一点对话对我们的理解是不完全的。”

  他纳闷10年过去,真的还有人想知道他们的事吗?“其实大部分人都不会把时间花在陌生人和遥远的事物上吧。”

  “你和生活之间的相互作用”

  影片结束时,6个年轻人最大的22岁,最小的16岁。一个半小时,观众们眼看着他们从少年长成青年。变长的头发、窜起的身高、多出的眼镜……

  “6个孩子6条道路。”焦波说,“与同龄人相比,他们更坚韧、‘抗摔’,遇到什么更能扛过去,而且,都在尽快去自立。”

  地震后,王晰被问长大了想去哪读书,他说去清华北大。他记得爸爸总说好好学习,上清华北大,以为“清华北大”是一所学校的名字。

  高考时,王晰差5分没考上清华,以不错的成绩考入上海交大,却觉得“没实现说过的话,显得很差”。

  王晰说,他不会跟任何人讲心底的烦恼,觉得靠自己就都能应付得了,他不再是那个窝在被子下哭泣的少年,“生活会改变你,我感觉比起说心灵重建,不如说是你和生活之间的相互作用,慢慢地,有些东西会随着时间改变。”

  刘明富初二就不肯再上学。家里和焦波商量后,15岁的他离开四川,跑到山东,跟着焦波拍起纪录片。焦波给他取了个艺名叫“北川”,希望他别忘记家乡。

  现在,跟着焦波拍纪录片、并参与了《川流不息》拍摄的刘明富已经能云淡风轻地说起地震当天的事情和爸爸妈妈姐姐。他还很想再联系上地震那年一位很照顾自己的志愿者,那是个叫胡明的大学生,武汉人。

  何文东初中毕业读了卫校,学过心理学的班主任私下让没什么朋友、不愿跟人打交道的他多去接触班上两个抽烟喝酒的“问题学生”。他一边纳闷一边接触,有一天,三个男生边吃饭边聊各自家里的事,聊着聊着,一起哭了一场。“真的,我发现大家都挺不容易的。”

  “当你真正去了解一个人,你会了解到更多东西。”也是在卫校,他重新思考了评价一个人的标准,认为人们总用学习好不好来评判一个学生好不好实在太片面。

  他曾在初中受人欺凌,“那是个挺好的初中,没想到好学校里也有那种人。”反而在似乎聚集着“坏学生”的中专,他却遇到了能互相打气的朋友,“他们两个人都很好,现在都很上进。”

  廖岑通过艺考读了播音主持专科。地震后这些年,他又送走了爷爷和姥爷。

  10年时间,听起来很长,却还远不足以消化疼痛、理解灾难,尤其当他们都还只是20岁出头的年纪。

皇家永利,  “往前走。”不止一个人提到过这三个字,“逃避无用,往前走。”

  现在有了小时候没有过的想法

  2017年,刘明富在19岁拍摄的纪录片《轮椅上的女孩》获得镇江国际纪录片盛典最佳导演奖,想到可能要上台发言,他心里立刻慌起来,和小时候一样,他不擅长应对这种场合,但现在有了小时候没有的想法,“我以后会拍电影,故事片。”

  廖岑说自己这几年越来越重视亲人,“以前不会这么想,但现在,我想为家人奋斗”。大学毕业后,他想开个工作室,给人出书。他已开始找客户、找同伴,“现在就缺个投资人了”。

  在读大三的王晰对人工智能和自动驾驶感兴趣。他想过出国留学,但最后决定在国内读研。“不能只顾自己,要考虑家人和家里的条件。”

  爷爷年纪大了,妹妹王海奕今年中考,小姑娘和哥哥一样,也是个优等生,性格明朗。

  从卫校毕业后,何文东没有立即去做护士的工作,而是去广东待了一段时间,尝试做了几份不同工作,直到去年妹妹美君一度病危,他又跑回四川。

  何美君病后一直在修养。她从小喜欢画画,10年来一直在画。

  “突然听别人说已经10年了的时候,我会很茫然,觉得,哇,我这10年干什么了?”何文东说,“10年过去,很多事都是自己预想不到的,但你只能去接受和面对,毕竟不可能停在那里呀。”

  “他们路还早着呢”

  焦波是个耐心十足的拍摄者。在用10年时间记录汶川孤儿成长故事之前,他曾用30年拍摄自己的父母,那就是感动过无数人的《俺爹俺娘》。他擅长“长线作战”,但接触和拍摄这些孩子,还是时常让他深感不易。

  “北川来我这里,才15岁,我不是他的监护人,万一出什么事担不起,心里也害怕。廖岑爷爷过世前,每天晚上担心地哭,说不放心这孩子,我打了包票说你放心,他上学、工作两件大事我一定帮着解决。美君身体不好,后来病得不成样子,我们到处找关系联系医院……”

  看过《川流不息》后,有人会跟焦波讨论哪个孩子成功、哪个孩子失败,“我说怎么能这就说谁成功谁失败呢?他们还这么小,难道考个学没考上就算失败?参加节目没上台就是失败?他们路还早着呢,走向社会后,还会有很多跟头要跌。”

  他承认自己也曾看着孩子们着急,心说你怎么这样怎么那样,但最终摆脱了这种情绪。“我在反思,希望社会也反思,我们最初要去献爱心、伸援手时,我们的初心是什么?我觉得99%的人都不会想,这些孩子将来必须怎么厉害,怎么报答社会、怎么报答自己吧?我们最初很单纯,不求回报。”

  为什么一定要要求每个孩子“成功”而不是“快乐”?为什么一定要让他们用言语来表达感谢和成熟?

  “一定要他们说句谢谢、说句我爱你,你才高兴吗?他们默默地做不行吗?”焦波觉得,孩子们健康成长本身,就已是对父母的告慰,对社会的回报,而且,“很多东西,他心里有。”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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