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未来三年加码扶贫领域反腐败

  扶贫领域资金在流转过程中,涉及到很多环节和人员,经手的人员多,容易滋生一个腐败的链条。因此,扶贫领域反腐应该抓住关键少数和重点人群,这就是基层干部。在开展扶贫领域反腐败工作的同时,也要堵塞扶贫领域的制度漏洞,确保每一笔扶贫资金都能到位,避免在流转过程中出现腐败问题。

中央纪委今年集中公布二十五起扶贫领域腐败典型案例专家认为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开通扶贫领域问题曝光专区以来通报44起典型案例专家认为

  因故意刁难困难群众,江苏省徐州市村干部李兵昌被中央纪委公开曝光。近日,中央纪委公开曝光8起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典型案例,李兵昌正是典型案例之一。

中央未来三年加码扶贫领域反腐败

执纪监督旨在保障中央扶贫政策落地

  记者梳理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现,今年以来,中央纪委已经3次集中曝光25起扶贫领域腐败问题典型案例,总计通报76名党员及领导干部,其中,县直机关以上党员干部占比超过一半。

扶贫领域资金在流转过程中,涉及到很多环节和人员,经手的人员多,容易滋生一个腐败的链条。因此,扶贫领域反腐应该抓住关键少数和重点人群,这就是基层干部。在开展扶贫领域反腐败工作的同时,也要堵塞扶贫领域的制度漏洞,确保每一笔扶贫资金都能到位,避免在流转过程中出现腐败问题

因为在扶贫工作中失职失责,河北省邢台市巨鹿县扶贫办原主任程蕴昭,近日被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点名通报。

  与此同时,中央纪委决定,从2018年到2020年持续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

□ 本报记者 陈磊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今年开通“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曝光专区”以来,已经分两次通报了44起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典型案例,总计58人被点名。

  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这传递出的强烈信号是,未来3年,中央将加码扶贫领域反腐败工作,严惩扶贫领域不收敛、不收手的腐败问题和作风。

因故意刁难困难群众,江苏省徐州市村干部李兵昌被中央纪委公开曝光。近日,中央纪委公开曝光8起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典型案例,李兵昌正是典型案例之一。

这也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首次就扶贫领域问题开辟曝光专区,此前仅针对节日期间违反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群众身边的“四风”问题开通专区。

  76名党员干部因扶贫腐败被通报

《法制日报》记者梳理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现,今年以来,中央纪委已经3次集中曝光25起扶贫领域腐败问题典型案例,总计通报76名党员及领导干部,其中,县直机关以上党员干部占比超过一半。

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的反腐败研究专家认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专门开通扶贫领域问题曝光专区,显示了坚决打击扶贫领域腐败的坚定决心,也是在为中央扶贫政策的落地提供纪律保障。

  李兵昌是徐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庙镇李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刁难的是申请五保供养申请的该村村民董某。

与此同时,中央纪委决定,从2018年到2020年持续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

58人因扶贫问题被点名通报

  董某符合五保供养条件,多次向村委会提出五保供养申请。李兵昌以董某的弟弟生育二孩未缴纳社会抚养费为由,长达3年时间不予办理。

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这传递出的强烈信号是,未来3年,中央将加码扶贫领域反腐败工作,严惩扶贫领域不收敛、不收手的腐败问题和作风。

程蕴昭失职失责,原因之一是国家扶贫资金被冒领。

  此后,有关部门认定董某的弟弟不需缴纳社会抚养费,并责令李庄村启动董某五保受理程序。

76名党员干部因扶贫腐败被通报

2015年至2016年,巨鹿县观寨乡崔寨村在实施蔬菜大棚项目中以非贫困户冒充贫困户等方式,虚报冒领国家扶贫资金63.27万元,巨鹿县扶贫办明知虚报冒领行为,仍批准拨付资金。

  2016年12月,在村民代表会议对董某五保供养申请进行民主测评时,李兵昌误导群众代表,将董某五保申请故意曲解成低保申请,导致评议未通过。李兵昌因此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李兵昌是徐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庙镇李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刁难的是申请五保供养申请的该村村民董某。

2016年,县扶贫办挪用扶贫专项资金48万元,用于王虎寨乡寻虎村公路沿线仿古景观墙建设。

  近日,包括李兵昌在内,中央纪委公开曝光8起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典型案例。

董某符合五保供养条件,多次向村委会提出五保供养申请。李兵昌以董某的弟弟生育二孩未缴纳社会抚养费为由,长达3年时间不予办理。

此外,县扶贫办还存在其他违纪问题。

  记者梳理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现,这已经是中央纪委今年以来第三次公开曝光扶贫领域典型案例。

此后,有关部门认定董某的弟弟不需缴纳社会抚养费,并责令李庄村启动董某五保受理程序。

2017年11月,程蕴昭受到开除党籍、政务撤职处分,降为科员;主任科员葛之理受到政务撤职处分,降为科员。违纪资金正在追缴。

  今年3月,中央纪委按照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的部署,聚焦扶贫领域侵害群众利益的腐败问题,公开曝光了8起典型案例。

2016年12月,在村民代表会议对董某五保供养申请进行民主测评时,李兵昌误导群众代表,将董某五保申请故意曲解成低保申请,导致评议未通过。李兵昌因此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近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曝光专区”集中通报20起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典型案例,程蕴昭正是其中第一起典型案例。

www.35222.com,  今年8月,中央纪委还公开曝光9起扶贫领域腐败问题典型案例。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正值中央纪委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工作电视电话会议闭幕之后。

近日,包括李兵昌在内,中央纪委公开曝光8起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典型案例。

这也是中央纪委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以来第二次集中曝光典型案例。

  北京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注意到了通报时间这个细节,时间节点选择“很有意思”。

《法制日报》记者梳理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现,这已经是中央纪委今年以来第三次公开曝光扶贫领域典型案例。

2018年是脱贫攻坚作风建设年,为集中曝光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典型案例,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开通“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曝光专区”,不定期通报典型案例,“曝光专区”开通时,还集中通报了24起典型案例。

  他告诉记者,每到重要节点集中通报典型案例,表明了中央的政治态度,那就是将扶贫攻坚提升到重大政治任务、政治使命的高度,中央纪委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必须为扶贫目标的实现、扶贫资金的落实到位保驾护航。

今年3月,中央纪委按照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的部署,聚焦扶贫领域侵害群众利益的腐败问题,公开曝光了8起典型案例。

例如,2016年12月,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信义镇马家沟村党支部原书记贺飞飞,在协助信义镇政府实施养殖扶贫项目过程中,虚报144只羊,骗取扶贫资金7.2万元用于个人支出。贺飞飞还存在其他违纪违法问题。

  记者统计发现,截至今年12月底,中央纪委今年已经3次集中公布25起扶贫领域腐败问题典型案例,总计通报76名党员及领导干部。

今年8月,中央纪委还公开曝光9起扶贫领域腐败问题典型案例。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正值中央纪委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工作电视电话会议闭幕之后。

2018年1月,贺飞飞受到开除党籍处分,其涉嫌职务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提起公诉,违纪资金已被追缴。

  在庄德水看来,中央纪委集中通报扶贫领域腐败问题典型案例,传递出中央加码扶贫领域反腐败的强烈信号。

北京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注意到了通报时间这个细节,时间节点选择“很有意思”。

《法制日报》记者统计显示,“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曝光专区”开通以来,总计通报了44起典型案例,点名通报了58人。

  “扶贫领域腐败问题,不但损害了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也影响了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直接关系到反腐败的公信力问题。”庄德水说,“集中通报典型案例,既能够震慑不收敛、不收手的党员领导干部,也能继续扩大扶贫领域反腐局面。”

他告诉《法制日报》记者,每到重要节点集中通报典型案例,表明了中央的政治态度,那就是将扶贫攻坚提升到重大政治任务、政治使命的高度,中央纪委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必须为扶贫目标的实现、扶贫资金的落实到位保驾护航。

在北京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看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专门设立扶贫领域曝光专区,说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将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纳入执纪监督的重要议事日程,为中央推进扶贫攻坚提供纪律保障。

  “这些案例的曝光,充分彰显了中央纪委对惩治扶贫领域腐败问题的坚定决心。”北京科技大学廉政研究中心主任宋伟向记者表示。

《法制日报》记者统计发现,截至今年12月底,中央纪委今年已经3次集中公布25起扶贫领域腐败问题典型案例,总计通报76名党员及领导干部。

庄德水告诉《法制日报》记者,从现实情况看,一些地方扶贫工作进展迟缓,就在于个别地方领导干部没有更好地落实中央扶贫政策,缺乏担当,甚至作风不正、出现腐败问题,通过集中曝光典型案例,在今后很长时间内,有助于督促地方各级政府积极落实中央扶贫政策。

  县直机关以上党员干部超过一半

在庄德水看来,中央纪委集中通报扶贫领域腐败问题典型案例,传递出中央加码扶贫领域反腐败的强烈信号。

北京科技大学廉政研究中心主任宋伟对《法制日报》记者说,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专门设置扶贫领域曝光专区,显示了坚决打击扶贫领域腐败的坚定决心。

  记者统计发现,在集中通报的25起典型案例中,总计有20名村“两委”党员被通报,占比为四分之一,有14名乡镇党员干部被通报。

“扶贫领域腐败问题,不但损害了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也影响了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直接关系到反腐败的公信力问题。”庄德水说,“集中通报典型案例,既能够震慑不收敛、不收手的党员领导干部,也能继续扩大扶贫领域反腐局面。”

涉村案例数量占比超过一半

  根据记者统计,被通报人数最多的是县直机关以上党员领导干部,达到42人,占比超过一半。

“这些案例的曝光,充分彰显了中央纪委对惩治扶贫领域腐败问题的坚定决心。”北京科技大学廉政研究中心主任宋伟向《法制日报》记者表示。

记者梳理44起典型案例时发现,涉村案例相对集中。

  青海省海东市化隆县因为以发放购房补贴形式帮助某房地产公司促销商品房等问题,被通报人数最多,达到8人。

县直机关以上党员干部超过一半

比如,2015年7月,吉林省梅河口市李炉乡三人班村村委会时任主任黄志安,明知该村村委会时任文书关长祥不符合危房改造条件,帮助关长祥编造虚假材料,骗取危房改造补助资金4万元。

  2012年至2015年,化隆县在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中,时任县委副书记、县长罗文祥在未经研究论证、未提交县政府常务会议和县委常委会研究、未经招投标、未考虑贫困搬迁户经济支付能力及其后续生活保障等情况下,个人擅自决定团购500套商品房,政府对购房户提供5万元补贴。

《法制日报》记者统计发现,在集中通报的25起典型案例中,总计有20名村“两委”党员被通报,占比为四分之一,有14名乡镇党员干部被通报。

2018年5月,黄志安、关长祥分别受到留党察看二年处分,违纪资金已被追缴。

  2015年3月,该县时任县委副书记、县长马金星采取同样的办法新增130户搬迁户。

根据记者统计,被通报人数最多的是县直机关以上党员领导干部,达到42人,占比超过一半。

2016年,湖北省竹溪县兵营镇小泉河村党支部时任副书记方家元,利用职务便利,用自家14头牛以2户贫困户名义申报精准扶贫产业扶持,骗取奖补资金7000元。

  据此,化隆县将易地扶贫搬迁、危房改造等资金3150万元,违规直接拨给某房地产公司,县政府由帮助贫困户搬迁变成了帮助房地产公司促销卖房。

青海省海东市化隆县因为以发放购房补贴形式帮助某房地产公司促销商品房等问题,被通报人数最多,达到8人。

2017年11月,方家元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违纪资金已被追缴。

  经有关部门认定,630户搬迁户中非贫困户232户,违规享受或骗取政府补助资金1160万元。

2012年至2015年,化隆县在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中,时任县委副书记、县长罗文祥在未经研究论证、未提交县政府常务会议和县委常委会研究、未经招投标、未考虑贫困搬迁户经济支付能力及其后续生活保障等情况下,个人擅自决定团购500套商品房,政府对购房户提供5万元补贴。

2016年至2017年,海南省琼海市龙江镇蒙养村村委会副主任程守春,在贫困户识别、扶贫物资发放、办理危房改造申请等工作中,利用职务便利,先后收受贫困户王某等4人财物共计2200元。

  罗文祥受到开除党籍、行政撤职处分,马金星受到撤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处分,其他6名责任人员也受到相应党纪政纪处分。

2015年3月,该县时任县委副书记、县长马金星采取同样的办法新增130户搬迁户。

2018年4月,程守春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违纪资金已被追缴。

  宋伟认为,数据说明,基层扶贫领域的腐败问题涉及面广、层级多,村级、乡镇、县直机关以上都有涉及,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据此,化隆县将易地扶贫搬迁、危房改造等资金3150万元,违规直接拨给某房地产公司,县政府由帮助贫困户搬迁变成了帮助房地产公司促销卖房。

……

  “县直机关以上所占比例最高,说明在基层层级越高的领导干部,在扶贫领域具有越多的权力,也更容易出现腐败问题。”宋伟分析说。

经有关部门认定,630户搬迁户中非贫困户232户,违规享受或骗取政府补助资金1160万元。

《法制日报》记者逐条梳理通报发现,在44起典型案例中,有25起涉村“两委”人员,19起涉县级职能部门、乡镇党员。

  “扶贫领域资金在流转过程中,涉及到很多环节和人员,经手的人员多,容易滋生一个腐败的链条。”庄德水认为,“因此,扶贫领域的反腐,应该抓住关键少数和重点人群,这就是我们的基层干部。”

罗文祥受到开除党籍、行政撤职处分,马金星受到撤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处分,其他6名责任人员也受到相应党纪政纪处分。

庄德水认为,曝光的违纪对象主要集中于“两委”人员,说明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执纪监督的思路是打通扶贫领域腐败治理的“最后一公里”,解决群众身边的腐败和作风问题。

  “从扶贫领域反腐败的角度来看,县、乡和村三级党员干部群体,都应该是扶贫攻坚领域反腐败的重点对象,也都是重点监督对象。”庄德水告诉记者。

宋伟认为,数据说明,基层扶贫领域的腐败问题涉及面广、层级多,村级、乡镇、县直机关以上都有涉及,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在庄德水看来,从扶贫腐败发生的几率来看,基层党员干部的腐败风险最大,并且一旦发生腐败,对群众利益伤害也最大,因此,典型案例这样选取是中央纪委有意识的选择。

  骗取套取扶贫资金约占三分之一

“县直机关以上所占比例最高,说明在基层层级越高的领导干部,在扶贫领域具有越多的权力,也更容易出现腐败问题。”宋伟分析说。

宋伟也认为,中央纪委这样选择通报对象,确实旨在打通扶贫领域腐败治理的“最后一公里”,这是重要的执纪思路,也是治理好扶贫领域腐败的必然选择。

  因为骗取扶贫资金,湖南省凤凰县禾库镇吉乐村原党支部书记隆作仕被作为典型案例被通报。

“扶贫领域资金在流转过程中,涉及到很多环节和人员,经手的人员多,容易滋生一个腐败的链条。”庄德水认为,“因此,扶贫领域的反腐,应该抓住关键少数和重点人群,这就是我们的基层干部。”

宋伟对《法制日报》记者说,村“两委”干部作为最基层的干部,直接影响到扶贫政策和资金能否落实到位,然而往往也是在最基层的环节容易出现各种扶贫领域的腐败问题。因此,曝光案例数据,充分证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正在不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2013年,隆作仕虚报牛羊数量,骗取扶贫资金8.18万元,并为村民隆某骗取扶贫资金10万元提供便利。隆作仕受到开除党籍处分,其涉嫌犯罪问题线索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从扶贫领域反腐败的角度来看,县、乡和村三级党员干部群体,都应该是扶贫攻坚领域反腐败的重点对象,也都是重点监督对象。”庄德水告诉《法制日报》记者。

庄德水还认为,总体来说,曝光对象涵盖县、镇、村党员干部,也是为了要层层传导扶贫压力,利用执纪力量和监督力量,全面追踪扶贫政策落实的全过程。

  与其类似,甘肃省宁县焦村镇西沟村党支部原书记张向明,则是伪造虚假资料套取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2013年至2015年,张向明与西沟村村委会主任徐宏宁等人商议后,虚报农村危房改造户15户,伪造虚假照片等资料,骗取补助资金21.56万元,用于修建村里的寺庙及其他村务支出。张向明受到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骗取套取扶贫资金约占三分之一

除此之外,从通报的44起案例的地域看,涉及脱贫攻坚任务较重的21个省区市,其中安徽、湖南、重庆、云南被通报案例最多,各有3起。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起典型案例中,相关县乡干部同时因失职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因为骗取扶贫资金,湖南省凤凰县禾库镇吉乐村原党支部书记隆作仕被作为典型案例被通报。

作风问题纳入执纪监督对象

  记者逐条梳理25起典型案例发现,总计有8起骗取或套取扶贫资金典型案例,约占三分之一;有5起失职失责典型案例,刁难群众典型案例和挪用扶贫资金典型案例各有4起,4起为其他类型典型案例。

2013年,隆作仕虚报牛羊数量,骗取扶贫资金8.18万元,并为村民隆某骗取扶贫资金10万元提供便利。隆作仕受到开除党籍处分,其涉嫌犯罪问题线索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典型案例中除了扶贫领域的腐败问题之外,还包括扶贫领域的作风问题。

  “这些典型案例涉及环节的分布统计证明,基层扶贫领域腐败类型比较多,涉案情节种类多,对这些违纪违法行为必须进行坚决彻底查处。”宋伟说。

与其类似,甘肃省宁县焦村镇西沟村党支部原书记张向明,则是伪造虚假资料套取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2013年至2015年,张向明与西沟村村委会主任徐宏宁等人商议后,虚报农村危房改造户15户,伪造虚假照片等资料,骗取补助资金21.56万元,用于修建村里的寺庙及其他村务支出。张向明受到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例如,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右江区汪甸瑶族乡农业技术推广站干部黄荣意,在扶贫工作中弄虚作假。

  在庄德水看来,在扶贫领域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涉及扶贫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落实,一是扶贫资金的到位,曝光的典型案例可以说都是围绕这两个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起典型案例中,相关县乡干部同时因失职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根据通报,黄荣意在扶贫工作中,不学习扶贫文件、政策,经常不参加乡扶贫业务培训会。而且,2017年,黄荣意负责填写的贫困户《扶贫手册》错漏较多,并虚报脱贫贫困户收入,造成恶劣影响。

  庄德水认为,不管是刁难群众,还是骗取扶贫资金,或者是失职失责,反映的都是有关党员领导干部履行扶贫主体责任不到位、履行扶贫资金监管责任不到位。因此,下一步,扶贫领域反腐败的重点,就是要整治这些腐败和作风问题。

《法制日报》记者逐条梳理25起典型案例发现,总计有8起骗取或套取扶贫资金典型案例,约占三分之一;有5起失职失责典型案例,刁难群众典型案例和挪用扶贫资金典型案例各有4起,4起为其他类型典型案例。

2017年10月,黄荣意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已有超过5500万人脱贫,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总数。截至去年年底,中国还有4335万贫困人口,官方预计今明两年每年至少让1000万人脱贫。

“这些典型案例涉及环节的分布统计证明,基层扶贫领域腐败类型比较多,涉案情节种类多,对这些违纪违法行为必须进行坚决彻底查处。”宋伟说。

再比如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政务中心驻滩头镇石门村帮扶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柳红,石门村党支部书记刘云祥在脱贫攻坚工作中不履职、不作为问题。

  2013年至2016年,我国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由9899万人减少至4335万人,今年预计再减贫1000万人以上。

在庄德水看来,在扶贫领域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涉及扶贫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落实,一是扶贫资金的到位,曝光的典型案例可以说都是围绕这两个问题。

2017年6月,湖南省脱贫攻坚督查组到隆回县滩头镇石门村督查时,发现石门村三年帮扶规划、年度计划、年度总结、贫困户花名册等基础资料缺失;贫困对象动态调整没有进行公示公开;贫困户“一户一档”资料大部分是在省督查组到达前一天临时填写的;帮扶手册在督查当天临时填写,没有发放到贫困户手中;驻村帮扶工作队没有按要求驻村。

  但我国脱贫攻坚任务依然很重。

庄德水认为,不管是刁难群众,还是骗取扶贫资金,或者是失职失责,反映的都是有关党员领导干部履行扶贫主体责任不到位、履行扶贫资金监管责任不到位。因此,下一步,扶贫领域反腐败的重点,就是要整治这些腐败和作风问题。

2017年6月,刘云祥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柳红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在扶贫领域,加强对腐败行为和违纪行为的监督是工作重点,在开展扶贫领域反腐败工作的同时,也要堵塞扶贫领域的制度漏洞,确保每一笔扶贫资金都能到位,避免在流转过程中出现腐败问题。”庄德水对记者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已有超过5500万人脱贫,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总数。截至去年年底,中国还有4335万贫困人口,官方预计今明两年每年至少让1000万人脱贫。

《法制日报》记者统计显示,在44起典型案例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达到15起之多,占比超过三分之一。

  来源:新华网

2013年至2016年,我国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由9899万人减少至4335万人,今年预计再减贫1000万人以上。

庄德水认为,通报典型案例将作风问题纳入其中非常值得关注,这可以看成中央纪委一个新的执纪监督思路,就是在为扶贫工作保驾护航时,不但关注扶贫领域的腐败问题,还关注扶贫领域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但我国脱贫攻坚任务依然很重。

在庄德水看来,其原因在于,从这几年扶贫领域的腐败问题来看,恰是一些基层党员干部的作风问题,给中央扶贫政策的落实带来负面影响,因此,聚焦扶贫领域的作风建设,能够从根源上解决扶贫政策落实不到位、效果不显著的问题。

“在扶贫领域,加强对腐败行为和违纪行为的监督是工作重点,在开展扶贫领域反腐败工作的同时,也要堵塞扶贫领域的制度漏洞,确保每一笔扶贫资金都能到位,避免在流转过程中出现腐败问题。”庄德水对《法制日报》记者说。

“作风建设不是小事情,尤其是在与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扶贫领域,会影响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庄德水对《法制日报》记者说,“执纪监督聚焦于作风建设,有利于中央扶贫政策的真正落实。”

本报北京12月26日讯

制图/高岳 □ 本报记者 陈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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