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玉凯:我国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若干思考

  “官员必须与商业活动保持距离,这是市场经济的规矩。”

政府通过制定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明确“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既要有权力清单,也要有责任清单;既要避免政府越位,也要克服政府缺位;既要减少事前审批,也要加强事中和事后的监管,完善权力追责制度。
监察部部长杨晓渡日前表示,随着依法治国的不断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正在形成新型的“亲”“清”政企关系,反腐败将在构建这一关系中发挥积极作用。杨晓渡认为,“亲”是指政府和企业之间团结、协同、互相尊重;“清”代表着清白干净,是指政府廉洁,企业规矩。
在我国,土地等重要资源属于国家,这决定了公权机关掌握大量的权力,不但掌握资源分配,也掌握了很多审批权。同时,我国的市场经济体系仍在继续完善之中,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模式没有根本转变,官员手中的资源配置权、项目审批权等,有时确实能给商人“办事”,容易产生各种腐败现象。
过去,人们一谈起政商关系,看到的主要是表象上的钱权交易和本质上的规则缺失。如何构建一种正常的政商关系,不仅关乎企业自身的健康蓬勃发展,也关乎能不能建立起风清气正、廉洁有序的政治生态。正是因为极少数官员的服务监管缺位、不作为或乱作为,以及极少数商人期望通过非正常途径去谋利,致使一些规范经营的企业家感到无所适从,甚而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思想认识。
政商关系从来就是一对儿扯不清的矛盾——相互疏远既不现实,又做不到,如果走得太近,勾肩搭背,不分彼此,又可能滋生诸多权钱交易、利益输送等问题,从而影响到公平与效率。反腐高压成常态,“不敢腐”渐成气候,但有些地方却出现另一个极端,为了避免受牵连、担责任,一些官员对企业家避而不见,或者搞“软拒绝”,从过去的“勾肩搭背”变成了“背对着背”。一些官员不吃、不拿、也不干,不跟企业接触,能躲就躲,能避就避,害怕做事越多,犯错越多。
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是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反复强调的为政要求。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关键要建立新型有序、法治为基础的市场营商环境,政商双方树立法治意识,自觉不触碰法律“红线”。对于政府管理者,要通过立法来监管规范,明确政府能做什么,尽可能释放企业自主空间。
政商关系也是一种人际关系,但由于官员和商人各自背后的使命和职责使然,政商关系又不同于一般的人际交往关系,更多表现为一种规制和被规制的关系。建立政商关系的新生态,需要从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入手,一方面,建立平等的政商关系,政府官员不能占有大量的权力,必须要简政放权,政府通过加快转变职能,减少对市场配置资源的干涉,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另一方面,明确企业和政府的边界,并予以制度化、法治化规范。政府通过制定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明确“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既要有权力清单,也要有责任清单;既要避免政府越位,也要克服政府缺位;既要减少事前审批,也要加强事中和事后的监管,完善权力追责制度。
经济要发展,政商交往要有度,两者可以“近”,但不能“粘”,官员要执行规则,商人要遵循规则。近年来,国家不断出台政策,比如清理党政干部在企业兼职,规范离退休干部在社团的兼职,严禁领导干部参加高收费培训项目,规范领导亲属经商办企业等,目的就是要构建并扎紧隔离政商关系的制度藩篱。企业也要有一张“负面清单”,让企业知道不该干什么,做到“法无禁止皆可为”。这种法治上的努力,给出官商交往的制度遵循,正是为了塑造透明、公平、公正的良性官商关系。
新型的“亲”“清”政商关系,关键在于能合能分,权力有边界,权利有遵循,规范科学有效,运行公开透明。说到底,政商之间既应该“相濡以沫”,共度时艰,更要“相忘于江湖”,各行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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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中国为什么会选择“法治”作为核心价值观之一?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什么要采取众多举措来推进法治?

有研究者指出,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官商之间有严格界限

汪玉凯 (进入专栏)
 

www.35222.com,核心价值观;法治;宪法;四中全会;权力

7月2日出版的《瞭望》新闻周刊调查发现,目前政府官员参加商业活动的现象比较普遍,他们出席企业的新产品发布会、庆典、剪彩、揭幕、首发式等商业活动,一般都有出场费可拿,这是所谓的“潜规则”,或者说是公开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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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中国为什么会选择“法治”作为核心价值观之一?《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什么要采取众多举措来推进法治?我想从以下六个方面来谈一谈自己的理解。

政府官员出席各类商业活动合适吗?他们能拿所谓的出场费吗?

  

传统管理的弊端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题客调查网对全国31个省、区、市10176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48.2%的人经常看到或者听说官员参加商业活动,47.7%的人认为官员不应该参加商业活动,72.0%的人认为官员参加商业活动不应该收取出场费。

  
[摘要]当前,我国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应该确立“三清”“四权”的标准: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废除特权,弘扬民权,约束公权,保护私权。为了重构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为了构建制度反腐的框架,必须排除既得利益集团干扰,这是实现分配公正的关键;必须铲除灰色权力地带阻隔,这是实现市场公平的基础;必须遏制政府特殊利益,这是实现政治体制改革的至要。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我们在管理思维和方式上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处理问题通常还是四种方法:行政手段表现为命令,法律手段是依法作出决定,经济手段主要是补偿,强制手段是关押。四种方法从实践来看都不是非常有效。

75.2%的人认为官员拿出场费是一种腐败

  [关键词] 政治体制改革; 既得利益集团; 灰色权力; 政府特殊利益

今天的中国社会主要存在六个问题:第一是公权力滥用,有三大表现——贪污受贿、以权谋私;大肆举办劳民伤财的活动;不作为,不履行法定职责。第二是核心价值观缺失。第三是公平理念没有充分实现。很多领域存在不公平制度,缺乏上升通道和机会公平,“拼爹”“拼关系”现象严重存在。第四是社会诚信体系缺乏。官员本来应该是社会诚信的表率,但很多官员台上一套台下一套,带头破坏社会诚信。第五是贫富差距。城乡之间,城市不同阶层、不同行业之间,东西部之间,贫富差距非常大。第六是个人权利没有充分保障,尤其是对私有财产没有安全感,人心容易处于不安全状态。

据了解,一般企业搞商业活动,请来造势的人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明星大腕,另一类就是政府官员。在两者选其一的时候,企业更乐意请政府官员。有门路的企业请在职官员,缺少门路的企业,就请退休官员。

  

上述问题主要是公权力滥用造成的,没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其根本原因就是宪法和法律没有权威。要解决中国社会的上述问题,就必须加强法治,把法治确立为社会必须捍卫的核心价值观。

“这算是中国的一种特殊人情。”北京市某网络公司员工赵昕说,请官员过来有时候是为了面子,请领导捧捧场,总要象征性地送点什么才合适,但是给少了总拿不出手。

  党的十八大整体布局中国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重点是保障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利、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健全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体系、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等等。政治体制改革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局。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可以释放出巨大的改革红利。

利益多元化与法治

武汉大学政治学专业学生闫帅认为,官员拿出场费跟贪污受贿本质上没有区别,同样都意味着权钱交易,绝不是露个脸这么简单。

  

只要利益多元存在,矛盾就永远高发突发,关键在于能否找到妥善调整多元利益的机制。我认为,只有用宪法和法律这个机制才能妥善调整多元利益关系。我们确定权利是否合法需要依法确定,利益之间的关系需要法律来确定,利益表达需要按照法律渠道,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必须依法解决。

本次调查中,75.2%的人明确表示官员拿出场费是类似贪污受贿的腐败行为。73.4%的人认为这是官员“灰色收入”的来源,也是滋生腐败的温床,60.0%的人认为这往往成为一种权钱交易,52.0%的人认为这是利益驱使下的“官商互取”、“公权私化”,只有8.3%的人认为拿一点“辛苦费”属人之常情,不算收受贿赂。

  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应该确立“三清”“四权”的标准

如何让法律发挥上述作用?首先要保证司法独立。四中全会《决定》有三方面措施:保证司法独立,增强司法权威,加强人权司法保障。

在赵昕看来,官员只要在公共场合出现,就不是代表他一个人。他象征着公权力,他代表着政府的形象,而“出场费不论多少都有利用公权力谋取私人利益的嫌疑”。

  

国家治理规则与法治

调查显示,62.7%的人认为官员走穴出卖的是公权力,39.6%的人认为这是权力商品化和盗用政府信誉的行为,38.0%的人认为这是违纪甚至违法的,36.3%的人认为即使是免费的走穴,也很不适当。

  “三清”——“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重要概念。在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三者有着深刻的内在逻辑关系。干部清正是后两者的前提。我国党政机构的公职人员,是公权力的主要行使者。特别是担任各级领导职务的人员,更是其中的核心。如果他们都能够正确地对待权力、金钱、美色,言行具有良好的道德约束,那么,我国政府的清廉就有了基础。因为,所有的政府机构及其行使的权力、承担的职责,都是通过具体的公务人员来实现的。离开公职人员的清正,就不可能有政府的清廉。同样,没有公职人员的清正和政府的清廉,政治清明也只能是空话。当然,政治的清明还有更丰富的内涵。清明的政治,不仅要有官员的清正、政府的清廉,还要有基本的公平正义、良好的社会秩序和公众认同的政治制度。但不管有多少要件和条件,官员队伍的清正,仍然是最为前提、最为根本的。可见,“三清”具有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针对性。

任何社会都必须有秩序,而秩序的形成和维持必须依赖规则。今天社会的一个很大问题就是规则不统一、不稳定。

“官员必须与商业活动保持距离,这是市场经济的规矩”

  “四权”——“废除特权、弘扬民权、约束公权、保护私权”,反映中国现实政治生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需要政治体制改革着力解决。对于公众最为关注、社会普遍诟病的特权问题,在以往的改革中,我们曾经做出许多努力,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甚至愈演愈烈。十八大以后,党中央政治局作出转变作风的8项决定,社会反响广泛、热烈。在此基础上,如果我们能够全面清理、果断废除不合理的特权,并且建立起严格的制度监督权力,不仅可以保障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也为规范官员的待遇、约束官员的行为产生积极作用。对于弘扬民权,实际上是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体地位,不断拓展人民管理国家事务、公共事务的途径和范围。在这方面,落实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思想和规定,如果没有完善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协商政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以及保障公平公正的司法制度等,是很难想象的。对于约束公权,是我国一党执政体制下最具挑战的难题之一。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加大反腐败的力度,惩处了大量的违法乱纪的党政官员。但是,公权滥用、权力寻租、贪污腐败的问题甚至有不断泛化、蔓延的趋势。如何构建有效约束公权的制度框架和公正廉洁的公权力运行环境,已经刻不容缓。用发展的眼光看,不建立这样的制度,我们这个体制就会一直处于民众的不断质疑当中。对于保护私权,如果国家的行为模糊或者混淆公与私的界限,就会造成严重后果。既然我们选择了市场经济,既然我国宪法已经确立了包括保护私人财产在内的保护私权的法律原则,我们的公共治理和现代法治就必须依法约束公权、依法保护私权。社会主义中国理当用法律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民群众的各项权益。任何动用公权力侵害人民利益的行为都要被追究、被惩罚。确立这样的法制理念,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才不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

当前,国家治理规则呈现“双轨制”,除了宪法、法律这条规则外,还有一套规则,就是重要报告、红头文件、重要讲话、重要批示等。两套规则之间经常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四中全会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上致力于两件事:第一,两套规则并成一套规则;第二,在这一套规则里面要以宪法为核心。

赵昕认为,时不时地请官员过来参加活动,是官商加深联系的行为。与权力沾上边,有些事情就好办多了,“说白了,企业看中的就是官员背后的权力”。

  当前,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摆脱“胶着期”,继续深入下去,出现成效,亟待解决且最终必须解决两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一是改变党政公信力持续下滑的趋势,重构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二是遏制腐败深化,构建制度反腐的框架。对此,需要运用全新的思路和采取得当的措施——改革要有高层领导决心,避免与民争利;改革要触动既得利益集团,警惕制度固化其私利;改革要选好突破口,着力缓解影响中国社会大局的官民冲突、劳资冲突、贫富冲突。

为什么要以宪法为核心?有四个原因: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社会的最高规则;从政治上说,宪法是不同利益的平衡器;从效力上看,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从公民角度来看,宪法是公民的根本活动准则。只有以宪法为核心,形成统一的宪法秩序,才能实现社会核心价值观所描述的生活。

闫帅分析说,我国目前处于转型时期,市场趋向于千变万化,商场的投资也处于风险之中。对于企业来说,牢牢抱住政策制定者和对经济运行环境影响大的人,就如同吃下一颗定心丸。

  

宪法能成为核心,关键是要有违宪审查制度。我们怕老虎是因为老虎有牙齿,恶法怕宪法也是因为宪法有“牙齿”——违宪审查。我们目前虽然有一部宪法,在纸上有违宪审查制度,但是这个制度不具实效性,四中全会《决定》就是想给宪法装上一副“牙齿”。

调查显示,70.9%的人认为企业热衷于邀请官员参加活动,看中的是官员背后国家机关的影响力,65.6%的人认为这是利用公权力为商业利益开道,58.7%的人认为这是借官员为企业做广告。

  二、排除既得利益集团干扰,是实现分配公正的关键

四中全会《决定》有两个宪法实施举措:第一是把法制宣传日改为宪法日,第二是建立宪法宣誓制度。

“官员必须与商业活动保持距离,这是市场经济的规矩。”西安工程大学企业管理专业研究生刘雪云说,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官商之间有严格界限。市场经济发展需要企业之间的平等竞争,“政府官员作为市场的监管者,如果与被监管企业走得太近,公众就该质疑官员是否能够公正履职了”。

  

核心价值观与法治

调查中,48.9%的人认为用公权力抬高该企业的声誉和产品知名度,这对其他企业不公平,47.1%的人认为应该明确官员与商业活动之间的分际,杜绝公权力对于经济活动的不当干扰,46.9%的人认为政府是市场的裁判官,必须保持公正的立场,避免与市场走得太近,46.5%的人认为官员参加商业活动,影响政府形象,也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36.1%的人认为这会破坏良好的投资环境,同时制造人为不公。

  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央正式出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推进这项改革,除了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的政策精神,解决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重要问题,笔者认为,关键在于能否破解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

作为社会核心价值观之一,法治与其他核心价值观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没有法治,其他核心价值观确立不起来。

41.9%的人认为应把禁止官员出席商业活动纳入法律轨道

  所谓“既得利益集团”,是指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利用权力或垄断获取巨额利益,并由此形成边界清晰、相对稳定的群体聚集效应。其主要特征有四:一是具备足够的权力资源。既得利益集团及其行为常与公权力紧密联系,权力影响力比较大。二是具备足够的垄断能力。有的既得利益集团,本身不可能直接掌握很大的行政权,但能够背靠权力资源,形成市场或行业的垄断能力。三是具备渗透政府决策的能力。有些利益集团在某一领域处于主导地位,能够强力左右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使政府的决策过程或决策结果更加有利于自身利益。四是通过利益关联,逐步形成群体边界,进而攫取集团利益。既得利益集团大多是经过“苦心经营”逐步形成的。而一旦形成,就会兴风作浪,不断博弈社会公众利益。

为什么这么说?首先,核心价值观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产物。其次,核心价值观不是空穴来风,具有坚实的社会基础。核心价值观本质上是老百姓自己的生活追求,中国共产党不过是代表民众将这种生活诉求表达出来而已,绝不是强加给人民。最后,核心价值观首先在宪法里,然后由法律把宪法确认的核心价值观具体化。宪法和法律的实施就是弘扬核心价值观,不实施宪法和法律,核心价值观就得不到彰显,就无法在民众心中生根发芽。

闫帅认为,官员在工作中往往有招商引资的责任,参加企业的剪彩等活动也是官员的一种责任和义务。但是官员本身拿着纳税人的钱,再把个人的义务当做获取酬劳的理由就不合理了。

  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既得利益集团的存在和作为产生四种负面效应:一是权力、资本、资源的三者叠加。换句话说,有些既得利益集团,既掌握权力,又掌握资源,还掌握资本。其中,尤以掌握权力为要。有了足够的公权力,它们就可以侵害公众利益,攫取更多的资源和资本,以至为所欲为。因此,公权力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源泉。二是垄断国民经济的某些重要领域。在我国,这种事实上的垄断突出地表现为石油石化、金融、证券、保险、电力、电讯、铁路、民航、烟草等行业的国有企业背靠政府获取垄断利益,与普通经营者开展不公平竞争,独霸市场而一直为社会各界所诟病。三是直接影响、甚至左右政府的行政行为,使公共政策成为自身利益的工具。四是与民众发生利益矛盾,形成情绪对立和心理障碍。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肯定地说,当前中国社会的三大冲突——官民冲突、劳资冲突、贫富冲突,都是社会公众与既得利益集团的冲突。

公权力与法治

有专家称,促进经济发展,需要政府“搭台”,但这个“搭台”是制定规则,建设法治环境,保证一切经济活动都在法律法规的框架内进行,而绝非是要官员为企业做“形象大使”。

  因此,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就要冲破既得利益集团的干扰,就必须从改革公权力入手。一是割断政府官员与商业活动的制度联系:政府减少干预市场和社会,严格官员的执法行为,严格官员的职业规范。二是启动国有垄断行业的制度改革,改变国有企业高管的薪酬体系,废除向党政官员输送不合理利益的链条。三是严格实行官员财产的申报制度和公示制度,增强监督力度。四是广泛实行官员差额选任制度,给党员、公民选择党政重要官员的更多权利。

把法治作为核心价值观,与公权力有很大关系。法治对国家权力有三个功能:第一是赋权,保证权力的正当性和合法性;第二是保权,即维持秩序,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第三是限权,表面上是限制权力,实际上是保障权力有效运行。

据了解,中央规定,各级政府领导原则上不出席各种商业性节庆活动和会议。此外,我国《刑法》也有类似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在国内公务活动或对外交往中接受礼物,依国家规定应交公而不交,数额较大的,以贪污定罪处罚。

  

公权力是把“双刃剑”,既是保障人权的最有效力量,同时也是侵犯人权的最大祸害。公权力滥用是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而宪法和法律没有权威是社会的根本问题。因此,需要一个专门的《决定》来强化宪法、法律的权威,解决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

2004年7月30日,河南省委通过一项决定,河南各地、各部门举行的剪彩、奠基、颁奖等庆典活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将不再参加。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党政部门第一个限制官员“走穴”的“红头文件”。

  三、铲除灰色权力地带阻隔,是实现市场公平的基础

为避免国家权力的滥用和扩张,人民选择一些道德品质优秀的人来行使国家权力。不过,单纯依靠道德自律是不行的,我们只能假设人是自私的,甚至有时候会变成魔鬼。因此,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代理人国家权力,保证同时又限制他们行使国家权力,最终达到保障人权的结果。

而在不少地方虽然也出台过相关的规定,但是这些“红头文件”很少使用“禁止”的字眼,只是说“不提倡”或“不得”。

  

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反腐败要解决三大问题,第一不能贪,第二不想贪,第三不敢贪。原来要解决的是“不敢贪”,四中全会要解决的则是“不能贪”。只有严格地实施宪法,按照宪法的原则和制度才能解决“不能贪”的问题。

“官员走穴是历史惯性对政治生态环境的影响。”闫帅说,中国历史上强调人治而不是法治,目前的当务之急就是健全并且细化制度,做到有法可依,制度透明化,减少人为对法律的干预,把所有的政策都摆在桌面上,一切照章办事。企业在官员那捞不到好处,走穴现象才会消失。

  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灰色权力地带及其“灰色权力”、“灰色资本”、“灰色暴利”的“三灰现象”,非常值得关注。

市场经济与法治

你认为应该怎样对待官员走穴行为?公众给出的排序依次是:

  所谓“灰色权力”,是指借助公权力的影响力、甚至公权力的运作,党政官员的子女、配偶、亲戚、朋友等,在市场中或者暗地里,通过获取、倒卖、资本运作、不公平交易稀缺资源,获得巨额利益的权力行为。所谓“灰色权力地带”,是指在市场运行的过程中,围绕垄断、监管等诸多领域所形成的、非正当获取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权力网络。所谓“灰色资本”,是指借助权力影响力,获得稀缺资源的使用权或者资本的运营权。其本质是一种由公权力转化而来的资本支配形态。所谓“灰色暴利”,是指行使灰色权力或运作灰色资本而产生的巨大利益。它可以使一个人或少数人在最短时间内不费气力地实现暴富。

市场经济对社会的冲击不可估量,主要表现为以下两方面,第一是对国家权力的冲击,包括权力范围、权力来源和权力依据;第二是对人们观念的冲击。作为权利经济、平等经济、法治经济,市场经济的核心是给予消费者选择权,并培育老百姓自由平等的观念。

公权和经济必须保持距离,官员与市场之间有严格的法律屏障(42.6%)

  ——灰色权力的主要特征。在中国特有的制度环境中,灰色权力具有四个主要之点:一是依附公权力。掌握公权力的人,地位越高、权力影响力越大。一旦形成灰色权力,其腐败能量也就越大。二是运用灰色权力。或是掌权者本人直接行使,或是其下级和腐败同伙,更多的是其配偶、子女、亲戚、朋友间接行使。三是灰色权力的涉猎领域十分广泛。或在国有企业,或在外资、民资等非公企业,都可能有灰色权力的影子。四是灰色权力的后果只有一个,就是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灰色权力、灰色资本、灰色暴利所形成的灰色权力地带,灰色权力是本,灰色资本、灰色暴利是末。通过灰色权力的生成,实现灰色资本的运作;通过灰色资本的运作,带来灰色暴利的实现。

一些官员经常感叹:老百姓不好管了!为什么不好管了?今天的老百姓脑子里面装的是自由、平等的权利,只能依法去管,必须建设法治政府,而法治政府必须是有限政府、阳光政府、责任政府、诚信政府。

把禁止官员出席商业活动纳入法律轨道(41.9%)

  ——灰色权力地带的分布。灰色权力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行业。但是,最集中于以贪腐官员为代表的权贵既得利益集团,以垄断行业为代表的垄断既得利益集团,以房地产行业、资源行业为代表的财富既得利益集团。如果不能从根本上破除既得利益格局,就很难铲除灰色权力地带的根基。

关于法治与核心价值观的关系,我有三点结论:第一,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保证人民当家做主,才能更好地依法治国。第二,四中全会《决定》的关键是领导干部要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处理问题,这也是法治的核心。第三,四中全会《决定》把依法办事作为干部考核的重要指标,相信今后组织部门会制定一个系统的考核指标来具体考察。

呼唤官员财产公开,接受公众监督(41.8%)

  ——灰色权力地带的成因。在我国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之所以出现“灰色权力现象”,其复杂的经济社会原因,总括起来有四:一是过多的市场监管和诸多重大政策缺乏统一性和规范性,为灰色权力地带提供了滋生土壤。二是国有企业的改制所形成的权力寻租,导致国有资本流失。三是不能严格管控官员及其配偶、子女从事商业活动,为数不多的规定也大多形同虚设,不能被有效执行。四是执掌重要权力的官员,只有申报其家庭财产的环节,没有社会公众监督其家庭财产的公开制度,导致大量腐败官员外逃,或者通过其配偶、子女将大量财富转移到境外,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2012年6月5日,《中国经济周刊》刊文称,从2000-2011年,中国抓获外逃职务犯罪人员18487人,缴获赃款等折合人民币共计541.9亿元,说明问题的严重性。

(本文摘编自演讲嘉宾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胡锦光在“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第九场活动的现场演讲实录。光明网记者蒋正翔、宋雅娟整理)

让官员收受出场费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34.9%)

  灰色权力和灰色权力地带,是附着在中国市场经济肌体上的一个毒瘤。其能量和危害不可低估。

政府的职能要由重经济调节向公共服务倾斜(27.6%)

  首先,它直接影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灰色权力、灰色资本、灰色暴利扭曲市场配置资源的规则、过程和整体格局,影响市场正常配置资源。这种以权力配置资源为特征的经济活动,有可能导致市场经济演变为权力经济、权贵经济。

要像对待贪污腐败案件一样处理官员走穴现象(17.8%)

  其次,它直接威胁市场的公平和公正。市场经济是公平竞争的经济形态。所有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都要遵守市场经济的基本准则和法律框架,约束自身行为,规范市场活动。而灰色权力、灰色权力地带破坏市场的公平竞争规则,为权力寻租、权钱交易提供巨大的活动空间。目前,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出现的不公正问题,多数都与灰色权力的肆虐有关。

“要从制度设计上根治这种行为,目前对官员的要求太宽泛,只有软的道德要求,没有强行的法律法规是不起作用的。”在武汉大学政治与法律学院教授尚重生看来,没有一个完备的市场经济体制,权力和市场完全分开只能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只有民主、法治达到一定程度,有多元化力量制衡和对抗权力,官商之间不正当的利益交易才能得到遏制。

  第三,它根本地阻碍我国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完善。已经建立起来的中国市场经济体制,要继续走向完善,形成有序的市场经济形态,就必须有效地遏制灰色权力、灰色资本的干扰和破坏。从这个意义上说,如何防止市场经济变形,推动其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铲除灰色权力、灰色资本赖以生存的基础,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第四,它扭曲国家的整体利益格局,加剧了官民冲突、劳资冲突和贫富冲突。其根本原因在于收入分配不公,导致社会利益格局不合理。在这个过程中,灰色权力对立民众权利,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因此,遏制灰色权力,甚至破除灰色权力,就成为加大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国家利益格局的关键。

  第五,它吞噬全国人民的福利。在市场化改革中,灰色权力、灰色权力地带不仅放大中国的城乡、贫富、行业、地区的差距,而且加快社会财富向少数人、向既得利益集团的转移和集中。早在2009年,国家财政部就公布过财产性收入的统计数字。显示10%的富裕家庭占有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而10%的贫困家庭占有全部居民财产的1.4%。这种情况说明,中国社会的财富积聚效应越来越高,灰色权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如果不能有效地清除灰色权力,不能把公权力限制在市场活动的一定空间之内,中国发展的经济社会风险还可能进一步上升。避免这样的风险,首先必须遏制灰色权力的盛行。这应该是当务之急。

  第一,重新定义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最关键的是不能把国有资本同国有企业混为一谈。正确的理解和定位应该是:国有资本在国家的关键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不等于国有企业必须垄断某些行业,更不能通过垄断保护国有企业,破坏市场经济的公平公正原则。设立必须由国家独资的国有公共企业,应该得到国家权力机关的批准,以便从源头上釜底抽薪,有效地阻止灰色权力的形成。

  第二,制定市场主体参与公平竞争的法律法规。用法律的手段公正地保护各类市场竞争主体公平地开展经济活动。依法办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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