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募股权投资涉及到哪些法律风险

责任编辑:汪文珊,实习编辑:刘虹璐

同时我国《合伙企业法》规定了合伙企业解散的事由,包括合伙期限届满,合伙人决定不再经营;合伙协议约定的解散事由出现;全体合伙人决定解散等七项。合伙企业解散的事由出现后,合伙企业解散,由清算人进行清算。

私募的特质是有限合伙制基金最大的本质和特点,而我国目前存在私募基金与“非法集资”的边缘界定困难的现象。就私募基金与“非法集资”的红线,在“承诺在一定期限内给出资人还本付息”、“向社会不特定的对象筹集资金”等特征中很难做出严格区分,尤其近年来发生了一些私募股权基金涉嫌非法集资类案件,因此,私募基金纠纷发生时,投资者往往也会寻求刑事、民事双重救济手段来维护权益。然而实践中,各地公安机构对非法集资案件的立案标准亦不统一,LP能否以此手段获得救济存在极大不确定性。

2018年12月29日

吴昕栋 , 吴韵凯

2.
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30户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150户以上的;

投资者与GP签订合伙协议后,如GP通过向投资者出具承诺书或类似形式的法律文件,明确承诺投资到期将向投资者返还投资本金及收益,则事实上形成了GP作为资产管理人对投资者返还出资的义务;类似于银行理财产品中“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计划”或委托投资中保本保收益的承诺,GP应按此承诺履行到期返还投资本金及收益的义务,否则GP应承担由此产生的违约责任。

3、解散

第二章业绩补偿条款纠纷

在没有相应的社会危害性时,是很难受到追究的。

一、民事法律纠纷

2019年2月1日

第一章投资者的出资纠纷

私募股权投资涉及到哪些法律风险。新《证券法》第10条中明确了证券公开发行与非公开发行的三个判断标准,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公开发行:1.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证券的; 2. 向特定对象发行证券累计超过两百人的; 3.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发行行为。”同时在第三款规定了对非公开发行证券的限制:“不得采用广告、公开劝诱和变相公开方式。”这只是一个简单的、通过对“公募”的外延界定而反向留给私募的一个定义空间,由于立法背后的价值取向不明,可能会在实践中留下判定困难。尚须出台相应的实施细则或规章作出具体的规定,否则在涉及非公开发行案件实务中司法机关将可能无所适从。

实践中,亦存在基金本身向LP做出兑付承诺的情况,对此,有限合伙企业与有限责任公司的情况有所不同。我国《合伙企业法》对有限合伙人投资资金退出无明确禁止性规定,此种承诺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遵循契约自由原则,允许有限合伙投资人和普通合伙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约定;只要在不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况下,充分认可有限合伙协议的法律效力,承认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之间就执行有限合伙协议约定的违约责任及其他权利制约。

若基金合同约定了投资人解除合同事由,该事由发生时,投资人可解除合同。合同对解除方式有约定的,从其约定;若未约定解除方式的,投资人可通知解除。

第一章托管银行履行托管职责引发的纠纷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面临的主要法律问题和风险包括委托人与资金管理人之间的委托管理的民法调整问题、基金的组织形式受到商法兼容问题、基金运行中受到相关证券期货方面的法律法规规制的问题、基金的市场准入和退出及相关善后的法律法规规制问题、有关非法集资甚至刑事责任问题。

刑法中有关非法集资的罪名有:第160条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第192条集资诈骗罪、第179条擅自发行股票债券罪等。由于刑法对金融领域犯罪的立法对管理类犯罪重于交易类犯罪,司法打击的立足点落在“非法”二字。以上各罪除第192条外,都是管理类犯罪,犯罪客体主要的方面是金融监管秩序而不是投资者利益。这也就造成对一些模糊界限需要做出司法判断时,难以探寻正确的立法精神而依赖于法条表述的文字完美,这样立法的细致精确便更受期盼。

3.法定解除

第二章基金销售机构推介行为引发的纠纷

刑法中有关非法集资的罪名有:第160条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第192条集资诈骗罪、第179条擅自发行股票债券罪等。由于刑法对金融领域犯罪的立法对管理类犯罪重于交易类犯罪,司法打击的立足点落在“非法”二字。以上各罪除第192条外,都是管理类犯罪,犯罪客体主要的方面是金融监管秩序而不是投资者利益。这也就造成对一些模糊界限需要做出司法判断时,难以探寻正确的立法精神而依赖于法条表述的文字完美,这样立法的细致精确便更受期盼。

一是约定及特定事项退伙、二是自愿退伙、三是当然退伙,通常,有限合伙私募基金均设有固定期限,因而在我国《合伙企业法》下有限合伙人尚不能进行自愿退伙。合伙人退伙,其他合伙人应当与该退伙人按照退伙时的合伙企业财产状况进行结算,退还退伙人的财产份额。退伙人对给合伙企业造成的损失负有赔偿责任的,相应扣减其应当赔偿的数额。退伙时有未了结的合伙企业事务的,待该事务了结后进行结算。

公司回购仅在特定情形下发生,中小股东在股东会的表决力量有限,存在被大股东“绑架”的风险。投资人若为中小股东,可在《公司法》第七十四条及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的重大情形下,请求公司回购其股权,实现退出。

第三章与基金投资顾问有关的纠纷

3、基金本身做出承诺

1.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

协议是构建投资人与私募基金管理人之间法律关系的基础。法律赋予投资人的救济手段以及制约管理人的手段是有限的,但协议约定可以很灵活。以有限合伙协议为例,投资人在签署协议时必须要注意以下条款:退伙条款;除名或变更执行事务合伙人条款;解散、清算条款;合伙人大会的表决规则;争议解决;违约责任条款;违约合伙人的表决排除条款等。

2019年11月7日 ( 正文字号: 小 中 大 ) 文章标签:证券法 私募发行
证券投资基金制度 [ 导语 ]
《私募基金纠纷裁判规则精选精析》通过检视私募基金纠纷案件的裁判文书内容,对近200件为生效裁判文书所确认的私募纠纷案件进行了深入研读,从案例简介、裁判结果、裁判要旨、案例来源、案例评析、案例启示、相关法规等七个方面,归纳法院在审理私募基金纠纷案件中的事实认定、法律适用、裁判思路和司法观点,以冀总结私募基金面临的主要法律风险,厘清司法机关在审理私募基金纠纷案件遵循的裁判规则。[
内容摘要 ]
本书具有较强的实务性,通过检视私募基金纠纷案件的裁判文书内容,对相关判决书按照不同的纠纷种类、审理法院层级、案例代表性等标准进行归纳与总结,旨在为参与私募基金的相关主体进行投资活动、纠纷解决提供参考,同时也为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律顾问处理私募基金纠纷案件提供帮助。[
内容 ]

3、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刑事门槛和民事风险

总而言之,正是基于有限合伙协议的关键作用,在有限合伙制私募基金纠纷中,有限合伙协议往往成为矛盾集中所在;对于有限合伙制私募基金纠纷的解决,事实上有赖于裁判者对有限合伙协议的妥当解读,对有限合伙协议外在约定内容的通盘准确理解,以及对有限合伙协议背后契约精神的保护、合理交易期待的限制、“类信托”式管理义务的纠问和行业规则的建立。即便是以召开合伙人的会议的方式作为解决路径,亦是在有限合伙协议约定的范畴内寻求突破。从这个角度而言,有限合伙协议无疑应当是投资者自我保护的利器,亦将逐渐成为凝结司法、仲裁裁判智慧的焦点。

中精国投陷入兑付危机,实控人外滩控股人去楼空。

第一章对赌条款效力纠纷

4、关于金融机构监管责任的认定。证券公司、期货公司接受委托理财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或资金委托人的单方委托,承诺对委托资产的交易账户进行监管的,监管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监管义务,监管人违反监管合同的行为与受托人违反委托理财合同的行为在客观上同时存在,并因此造成委托资产损失的,监管人或者受托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委托理财合同被确认为无效的,监管合同也应认定为无效,监管人在订立合同中有过错的,应根据其过错大小对受托人不能偿还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面临的主要法律问题和风险包括委托人与资金管理人之间的委托管理的民法调整问题、基金的组织形式受到商法兼容问题、基金运行中受到相关证券期货方面的法律法规规制的问题、基金的市场准入和退出及相关善后的法律法规规制问题、有关非法集资甚至刑事责任问题。

根据《合伙协议必备条款指引》及《私募投资基金合同指引起草说明》的规定,有限合伙型基金管理人既可能是执行事务合伙人,也可能是合伙人以外的专业私募基金管理人。常见情形为,管理人、普通合伙人与执行事务合伙人三者一体。根据《合伙企业法》的规定,执行事务合伙人代表合伙和处理合伙事务的权限来源于全体合伙人的委托授权,倘若执行事务合伙人不按照合伙协议或者全体合伙人的决定执行事务的,其他合伙人可以决定撤销该委托。有的合伙协议规定了执行事务合伙人的财务汇报义务,禁止关联交易义务及限制基金负债义务等,执行合伙人严重违反其义务的,有限合伙人可更换执行事务合伙人;有的合伙协议约定,如果发生特殊事件普通合伙人无法继续执行合伙事务的,一定比例的有限合伙人可以更换普通合伙人。

第三章私募基金超范围经营纠纷

实践中,法院或仲裁机构支持有限合伙人返还投资款项及收益的诉求的情况主要包括:

有限合伙制私募基金纠纷最为多发的情况是,私募基金管理人在与投资者签订的有限合伙协议中确定私募基金的资金投资方向与双方权利义务,为便于推介,协议通常对投资期限、预期收益率等条款做出明确约定,并承诺到期一次性返还投资本金及收益。投资方向明确、投资回报高等表象,使投资者往往误解为私募基金投资期。

公司型私募基金

2019-9

此类问题层出不穷,由于尚缺乏明确统一的法律规定,案件的处理往往会有差异,通常对各种有关纠纷会作出如下处理:

国外实践证明,融资方总是制造各种因素力图能得到公募发行之“豁免”,以享受私募之“优惠”,因此,掌握监管机关或司法机关对私募标准的准确界定,可使投融资双方避免误入非法集资的法律禁区。

私募基金投资中常出现的问题是项目虚假,通常表现为夸大项目收益来吸引投资者。因此,投资人在投资时须查清管理人所称项目的真实情况。如项目真实存在,再进一步调查该项目的收益、增信及风险等综合要素。项目优劣的判断可能会比较专业,但最简单的方式是查明管理人的核心人员是否跟投。

第一编投资者与私募基金管理人之间的纠纷

2、第三人提供担保

原标题:私募股权投资涉及到哪些法律风险

3、通过中基协查询基金公司及所投资的基金产品的备案情况,关注基金公司是否已被中基协列为异常机构,查看该公司的其他基金产品是否正常运作。

第二章第三人对投资者所作的保底条款纠纷

国外实践证明,融资方总是制造各种因素力图能得到公募发行之“豁免”,以享受私募之“优惠”,因此,掌握监管机关或司法机关对私募标准的准确界定,可使投融资双方避免误入非法集资的法律禁区。

伴随兑付风险的集中爆发,有限合伙制私募基金进入了多事之秋。当年成就其井喷发展的保证预期收益等诱人承诺,如今成为困扰裁判者的法律难题。

阜兴集团控制人朱一栋失联,旗下私募公司瘫痪,百余只基金产品无法兑付,案涉300亿。

第二章私募基金商事纠纷中涉及刑事案件的处理

同样,在由第三人对到期返还投资本金及收益提供担保的情况下,投资者可以要求第三人承担履行返还投资本金及收益的担保义务。

1、委托关系中,各方主体可能涉及的法律纠纷

专业分析——综合精确判断

第五章基金管理人履行受托职责引发的纠纷

因此,在不具备退伙或解散清算条件且有限合伙协议并未对投资款的返还做出明确约定的前提下,有限合伙人单方要求返还投资并不当然得到支持。

3、基金本身做出承诺

2018年12月8日

第三章有限合伙份额质押、代持纠纷

伴随兑付风险的集中爆发,有限合伙制私募基金进入了多事之秋。当年成就其井喷发展的保证预期收益等诱人承诺,如今成为困扰裁判者的法律难题。

2.
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30户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150户以上的;

投资人通过退伙赎回的,多数情况下难以全额收回投资款。相关法律规定,合伙人退伙时应当按照合伙企业即时财产状况进行结算,退还相应财产份额。

第三章基金合同约定固定收益条款效力纠纷

但是另一方面,即使不会受刑事或行政追究的“非法集资”,涉及到投资人自身利益得不到保护的法律风险,同样是要注意防范的。由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相关法律法规尚未建立健全,且信息披露要求远不及公募基金严格。这就不排除部分不良私募基金或管理人暗箱操作侵害投资人利益。民间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与投资者之间签订的管理合同或其他类似投资协议,往往存在不受法律保护的约定。如不少私募基金为了吸引客户,对客户有私下承诺,如保证本金安全、保证收益率等。这类行为不排除被司法机关界定为无效,定性为变相的高息揽存、甚至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

2、承诺收益的法律纠纷

《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了合同解除的法定事由,投诸契约型基金,投资人可在以下情形主张法定解除以实现提前赎回:第一,基金合同目的因不可抗力而无法实现时,投资人可解除合同。不可抗力系与合同当事人意志无关,当事人无法预见、无法避免且无法控制的情形。常见情形如自然力量引起的不可抗力事故,包括水灾、旱灾、地震等;又如社会原因造成的不可抗力事故,如国家征收、法律颁布实施等。第二,管理人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的,投资人可解除合同。

法律出版社

1、“地下私募”的法律禁区:非法集资

满后就可获得投资本金及预期收益的返还,进而实现投资资金的退出。

投资人拟通过刑事控告手段挽回损失的,应及时准备好如下材料:第一,刑事报案材料,主要包含情况简介(事情经过与危害结果)、立案申请、报案人及相关人的联系方式、身份证复印件等。第二,相关证据材料,主要有合伙协议/基金合同/公司章程、基金产品的相关材料(如备案情况和宣传资料)、往来邮件、投资及收益的账户流水等。防控投资风险的建议

第三编投资者与私募基金之间的纠纷

1、自然人之间的委托行为,是一方基于对另一方的信任委托其理财,只要不违反《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法律、行政法规中禁止性规定,应按照当事人约定处理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如构成借贷关系的,按民间借贷处理,如为委托合同关系,委托理财的后果直接归属于委托人,当事人约定的保底条款应属无效,只要受托人在处理事务过程中履行了善良管理人的义务,委托人应承担理财带来的风险损失。

但是另一方面,即使不会受刑事或行政追究的“非法集资”,涉及到投资人自身利益得不到保护的法律风险,同样是要注意防范的。由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相关法律法规尚未建立健全,且信息披露要求远不及公募基金严格。这就不排除部分不良私募基金或管理人暗箱操作侵害投资人利益。民间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与投资者之间签订的管理合同或其他类似投资协议,往往存在不受法律保护的约定。如不少私募基金为了吸引客户,对客户有私下承诺,如保证本金安全、保证收益率等。这类行为不排除被司法机关界定为无效,定性为变相的高息揽存、甚至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2019年3月18日、19日

第三章知情权纠纷

总而言之,正是基于有限合伙协议的关键作用,在有限合伙制私募基金纠纷中,有限合伙协议往往成为矛盾集中所在;对于有限合伙制私募基金纠纷的解决,事实上有赖于裁判者对有限合伙协议的妥当解读,对有限合伙协议外在约定内容的通盘准确理解,以及对有限合伙协议背后契约精神的保护、合理交易期待的限制、“类信托”式管理义务的纠问和行业规则的建立。即便是以召开合伙人的会议的方式作为解决路径,亦是在有限合伙协议约定的范畴内寻求突破。从这个角度而言,有限合伙协议无疑应当是投资者自我保护的利器,亦将逐渐成为凝结司法、仲裁裁判智慧的焦点。

此类问题层出不穷,由于尚缺乏明确统一的法律规定,案件的处理往往会有差异,通常对各种有关纠纷会作出如下处理:

刑事途径

第二章退伙纠纷

2、企业委托个人进行理财,属以理财为名,实为违法借贷行为,合同应认定为无效,按违法借贷处理。

4、投资者的救济手段

契约型私募基金主要受《基金法》的调整。基金合同是构成投资人与基金管理人之间法律关系的基础,投资人的退出方式主要看基金合同如何约定。理论上,投资人可通过如下途径实现提前退出的目的。

第二编投资者与托管人、私募基金服务机构之间的纠纷

投资者与GP签订合伙协议后,如GP通过向投资者出具承诺书或类似形式的法律文件,明确承诺投资到期将向投资者返还投资本金及收益,则事实上形成了GP作为资产管理人对投资者返还出资的义务;类似于银行理财产品中“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计划”或委托投资中保本保收益的承诺,GP应按此承诺履行到期返还投资本金及收益的义务,否则GP应承担由此产生的违约责任。

2、集资诈骗罪的本质

亚洲掘金法代刘致远彻底消失,杳无音信,涉案150亿。

后记

1.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

因此,在不具备退伙或解散清算条件且有限合伙协议并未对投资款的返还做出明确约定的前提下,有限合伙人单方要求返还投资并不当然得到支持。

私募基金的乱象

第一章私募基金募集纠纷

二、刑事法律风险

根据我国法律,非经金融主管机关批准,任何单位或个人都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业务,否则即构成违法行为。轻者取缔,重者入罪。1999年《关于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中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将“非法集资”界定为未依照法定程序经有关部门批准,以发行股票、债券、彩票、投资基金证券或者其他债权凭证的方式向社会公众筹集资金,并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以及其他方式向出资人还本付息或给予回报的行为。

2018年10月底

第一章派生诉讼

一是约定及特定事项退伙、二是自愿退伙、三是当然退伙,通常,有限合伙私募基金均设有固定期限,因而在我国《合伙企业法》下有限合伙人尚不能进行自愿退伙。合伙人退伙,其他合伙人应当与该退伙人按照退伙时的合伙企业财产状况进行结算,退还退伙人的财产份额。退伙人对给合伙企业造成的损失负有赔偿责任的,相应扣减其应当赔偿的数额。退伙时有未了结的合伙企业事务的,待该事务了结后进行结算。

比如:“两百人”标准背后没有区分对象的属性,对两百个普通投资者发行证券和对两百个机构投资者发行证券规制的程度是不同的;累计超过两百人”中的“累计”在《〈证券法〉修订解释》中指明是“短期内”,然而,“短期内”该如何定义?也需要有关部门加以明确规定;又如:非公开发行人的信息公开义务方面,虽然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人不必要承担如公开发行人一般的信息公开义务,但各国为了充分保障投资人的利益,也要求非公开发行人对于一些必要的发行信息还是要向投资者披露。目前有关的规定显然还不全面。

有限合伙是目前私募基金的主流形式,投资人可选择如下途径实现退出。

第七编私募基金刑民交叉纠纷

GP作为基金主要发起人,通过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资金,以合伙企业形式设立有限合伙投资基金,该投资基金即为有限合伙企业,GP与投资者均为合伙人,各合伙人向基金投入的资金转化基金财产(即有限合伙企业财产),该资金为投资者作为基金的有限合伙人所履行的出资义务。GP作为基金管理人,以基金的名义,将基金财产对外进行股权投资、取得基金收益后再通过约定的收益分配方式实现各投资人预期收益。投资者作为投资人应按合伙协议约定进行收益分配和风险承担。因此,投资者只有在满足基金终止条件的情况后,才能要求对基金财产进行清算、分配,实现投资资金的退出。终止的条件又分为有限合伙人的退伙和有限合伙企业解散。

新《证券法》第10条中明确了证券公开发行与非公开发行的三个判断标准,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公开发行:1.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证券的; 2. 向特定对象发行证券累计超过两百人的; 3.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发行行为。”同时在第三款规定了对非公开发行证券的限制:“不得采用广告、公开劝诱和变相公开方式。”这只是一个简单的、通过对“公募”的外延界定而反向留给私募的一个定义空间,由于立法背后的价值取向不明,可能会在实践中留下判定困难。尚须出台相应的实施细则或规章作出具体的规定,否则在涉及非公开发行案件实务中司法机关将可能无所适从。

本文信息仅作一般性参考,不应视为针对特定事务的法律意见或依据。

第六编私募基金与第三人之间的纠纷

2、承诺收益的法律纠纷

文章来源:一起学私募综合

公司经营出现困境时,投资人可通过股东会决议解散及请求人民法院解散两种途径实现解散退出。公司解散后即进入清算程序,投资人在公司净资产范围内实现其退出目的。

第四章投资协议效力纠纷

我国《合伙企业法》虽以充分尊重企业各方约定为主,但出于对债权人的保护和整个有限合伙企业的正常经营考量,对于有限合伙人的相关权利仍采取了限制的态度。合伙人的出资、以合伙企业名义取得的收益和依法取得的其他财产,均为合伙企业财产,合伙人在合伙企业清算前私自转移或者处分合伙企业财产的,合伙企业不得以此对抗善意第三人。此条款的目的在于保障合伙企业财产的独立性和完整性,维护全体合伙人乃至合伙企业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同时我国《合伙企业法》规定了合伙企业解散的事由,包括合伙期限届满,合伙人决定不再经营;合伙协议约定的解散事由出现;全体合伙人决定解散等七项。合伙企业解散的事由出现后,合伙企业解散,由清算人进行清算。

公司减资程序较为严格,如特别表决的要求,通知债权人并公告的义务等。投资人欲通过减资程序退出的,须严格履行法定程序,否则难以实现退出目的。实践中,公司减资但未依法通知债权人,法院通常认定公司减资行为对债权人不发生效力。

第四章基金管理人对投资者提供固定收益或保底安排引发的纠纷

图片 1

目前在这个法律禁区中最敏感的还是所谓“非法集资罪”的诈骗犯罪。有些文章用非法集资罪这个用语造成社会上广泛的误解。其实非法集资并非一个罪名,应该说只是一个政策语境下的用语。刑法第192条的集资诈骗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的行为。由于集资诈骗行为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我国立法机关将该行为从一般诈骗罪中单列出来,加以专门规定,以集资诈骗罪给予严惩,本质上是诈骗罪的法条竞合犯。因为是司法打击的重点,使人产生错觉,以为集资诈骗罪是为打击非法集资行为而设,而实际打击的是诈骗行为并不是非法集资行为。未见“非法集资”只言片语的条文却执行着打击非法集资行为的职能,使得唯一体现交易类犯罪的条文也被加重了管理类色彩。作为投资者和融资者,自身保护不触刑法“电网”的关键还是要把握集资诈骗罪立法的本来价值取向,其强调的是“诈骗手段”,并不是落定在“非法”二字。

有限合伙型私募基金

吴昕栋,北京大学法学硕士,律师,高级经济师,全国企业法律顾问,法律从业经验10年,现为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具有丰富的私募基金登记、备案与投资、基础设施投融资、保险资金投资、银行、互联网金融等领域法律服务经验。

3、对于没有经过审批的非金融机构从事受托理财业务,并且约定固定收益和亏损责任归于受托人的合同,应认定为以理财为名,实为非法融资行为,合同无效。

有限合伙企业是享有高度自治的商业机构,对于合伙人之间的权利义务,法律赋予了更大程度的协商空间,有限合伙人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充分博弈获取更多的权利,并得以在有限合伙协议中明确体现。因此,除了上述救济途径外,投资者可以通过召开合伙人会议的方式寻求救济:召开合伙人会议是有限合伙人的基本权利之一。有限合伙人参与合伙事务的界限主要在其不能控制企业的日常决策和管理,即不得执行有限合伙事务,但《合伙企业法》对于合伙人会议制度并未做出限制性规定。从实践来看,合伙协议中通常约定了合伙人会议制度,有限合伙人可通过召开合伙人会议行使《合伙企业法》赋予的权利,如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提出建议、在有限合伙企业中的利益受到侵害时向有责任的合伙人主张权利或者提起诉讼等,亦可按照《合伙企业法》的规定,经由全体合伙人同意后退伙或解散合伙企业,通过清算程序实现资金的退出。

1、转让合伙份额

第四章其他纠纷

私募的特质是有限合伙制基金最大的本质和特点,而我国目前存在私募基金与“非法集资”的边缘界定困难的现象。就私募基金与“非法集资”的红线,在“承诺在一定期限内给出资人还本付息”、“向社会不特定的对象筹集资金”等特征中很难做出严格区分,尤其近年来发生了一些私募股权基金涉嫌非法集资类案件,因此,私募基金纠纷发生时,投资者往往也会寻求刑事、民事双重救济手段来维护权益。然而实践中,各地公安机构对非法集资案件的立案标准亦不统一,LP能否以此手段获得救济存在极大不确定性。

同样,在由第三人对到期返还投资本金及收益提供担保的情况下,投资者可以要求第三人承担履行返还投资本金及收益的担保义务。

投资人一旦发现基金产品出现风险苗头,可通过以下途径查询基金公司与基金产品的情况。

第三章合伙份额转让纠纷

3、投资款项返还的相关纠纷

3、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刑事门槛和民事风险

2018年7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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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委托关系中,各方主体可能涉及的法律纠纷

二、刑事法律风险

四家上市公司纷纷发布风险揭示公告,表示“踩雷”私募基金产品。

第五编投资者与第三人之间的纠纷

3.
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500万元以上的。

编辑:小壹(Tigeryqxsm)

契约型私募基金

第一章入伙纠纷

而实践中,私募基金管理人因无法兑现返还投资本金及承诺的收益而出现违约的现象时常发生,有限合伙人起诉普通合伙人或有限合伙基金的诉讼纠纷由此增加。对于此类纠纷,法院或仲裁机构往往会充分尊重有限合伙协议的约定,在有限合伙协议并未做出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并不倾向于支持赔偿的请求。原因分析如下:

实践中,法院或仲裁机构支持有限合伙人返还投资款项及收益的诉求的情况主要包括:

兴佳利业爆雷,涉嫌非法集资,超17亿无法兑付。

第二章基金管理人未登记或基金产品未备案引发的纠纷

2、集资诈骗罪的本质

我国《合伙企业法》规定了有限合伙人的三种退伙类型:

米多财富发布三则沟通函,米多资产-九鼎投资定向增发投资基金1号、2号、3号三期产品净值归零。

吴韵凯,北京大学法律硕士,曾参与十余起私募基金设立与投资项目、IPO上市项目、不良资产收购项目、上市公司并购重组项目。

我国《合伙企业法》规定了有限合伙人的三种退伙类型:

而对于“非法集资”的另一个常见罪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虽然是为维护金融管理秩序而设,但实践中往往只能以发生危害结果来判定,实际执行着交易类罪名的功能。只有在融资方或资金管理方经营失败、巨额资金亏空、行为人不能兑现承诺、导致广大“储户”财产损失、造成明显社会危害时,才会产生法律后果。并且,刑法对这种“非法”行为有较高的立案门槛。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2001年《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立案标准做了如下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

东方成安发布公告显示实控人失联,相关基金产品延期兑付。

第一章私募基金管理人刑事法律风险

有限合伙制私募基金纠纷最为多发的情况是,私募基金管理人在与投资者签订的有限合伙协议中确定私募基金的资金投资方向与双方权利义务,为便于推介,协议通常对投资期限、预期收益率等条款做出明确约定,并承诺到期一次性返还投资本金及收益。投资方向明确、投资回报高等表象,使投资者往往误解为私募基金投资期。

4、关于金融机构监管责任的认定。证券公司、期货公司接受委托理财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或资金委托人的单方委托,承诺对委托资产的交易账户进行监管的,监管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监管义务,监管人违反监管合同的行为与受托人违反委托理财合同的行为在客观上同时存在,并因此造成委托资产损失的,监管人或者受托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委托理财合同被确认为无效的,监管合同也应认定为无效,监管人在订立合同中有过错的,应根据其过错大小对受托人不能偿还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我国私募基金主要有三种:有限合伙型、契约型及公司型。投资人所投私募基金的类型不同,投资人与基金管理人形成的法律关系就不一样,退出的方式自然也有区别。

私募基金纠纷裁判规制精选精析

而对于“非法集资”的另一个常见罪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虽然是为维护金融管理秩序而设,但实践中往往只能以发生危害结果来判定,实际执行着交易类罪名的功能。只有在融资方或资金管理方经营失败、巨额资金亏空、行为人不能兑现承诺、导致广大“储户”财产损失、造成明显社会危害时,才会产生法律后果。并且,刑法对这种“非法”行为有较高的立案门槛。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2001年《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立案标准做了如下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

3.
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500万元以上的。

调查基金管理人

第四编投资者之间的纠纷

满后就可获得投资本金及预期收益的返还,进而实现投资资金的退出。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按照其组织形式划分主要有公司制、有限合伙制(即“GP+LP”形式)、基金管理公司+有限合伙制企业模式、信托制、“公司+信托”模式、母基金(FOF)(母基金是一种专门投资于其他基金的基金,也称为基金中的基金(Fund
of
Fund),其通过设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进而参与到其他股权投资基金中)等模式,而这几种形式中又以有限合伙制的形式最为常见。

2.合意解除

第二章退伙除名纠纷

1、GP向投资者出具还款承诺书

我国《合伙企业法》虽以充分尊重企业各方约定为主,但出于对债权人的保护和整个有限合伙企业的正常经营考量,对于有限合伙人的相关权利仍采取了限制的态度。合伙人的出资、以合伙企业名义取得的收益和依法取得的其他财产,均为合伙企业财产,合伙人在合伙企业清算前私自转移或者处分合伙企业财产的,合伙企业不得以此对抗善意第三人。此条款的目的在于保障合伙企业财产的独立性和完整性,维护全体合伙人乃至合伙企业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4、若基金投资标的为上市公司,投资者还可通过证监会、交易所及巨潮网等网站,查询该上市公司的行政处罚情况及信息披露文件,分析该公司的经营状况与财务状况,判断基金是否存有风险。

比如:“两百人”标准背后没有区分对象的属性,对两百个普通投资者发行证券和对两百个机构投资者发行证券规制的程度是不同的;累计超过两百人”中的“累计”在《〈证券法〉修订解释》中指明是“短期内”,然而,“短期内”该如何定义?也需要有关部门加以明确规定;又如:非公开发行人的信息公开义务方面,虽然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人不必要承担如公开发行人一般的信息公开义务,但各国为了充分保障投资人的利益,也要求非公开发行人对于一些必要的发行信息还是要向投资者披露。目前有关的规定显然还不全面。

1、GP向投资者出具还款承诺书

自2018年6月份以来,私募基金危机频出,集资诈骗、兑付逾期、实控人跑路、标的项目虚假、投资资金被挪用、实控人被刑拘等字眼频现报端。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按照其组织形式划分主要有公司制、有限合伙制(即“GP+LP”形式)、基金管理公司+有限合伙制企业模式、信托制、“公司+信托”模式、母基金(母基金是一种专门投资于其他基金的基金,也称为基金中的基金(Fund
of
Fund),其通过设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进而参与到其他股权投资基金中)等模式,而这几种形式中又以有限合伙制的形式最为常见。

2、第三人提供担保

通常情形下,有限合伙型基金的普通合伙人仅有一人,即基金管理人。若该普通合伙人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使合伙企业造成损失,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的,可将其除名;或者管理人构成合伙协议约定的除名条件的,其他合伙人可依照合伙协议约定的程序将其除名。一旦将基金管理人除名,有限合伙企业仅剩有限合伙人,依法应当解散,进入清算程序,投资人通过清算收回其现存利益。

4、投资者的救济手段

从字面分析,可以将非法集资的构成要件归为以下三个要点:一是主体不合格(但是是否延伸到有资格的主体的越权行为,尚无统一认识);二是对象的公众性;三是有固定回报许诺(认定上也是众说一词)。本文集中讨论第二个难点:如何认定对象的公众性?如果《通知》所指“社会公众”是指不特定多数,那么就仅限公开发行(但是打击集资诈骗犯罪的角度却不仅限于此,本文在后一部分论及),那么不需经过审批的“私募”,就有可能被发行人滥用,以规避公开发行所带来的种种义务,以私募之名行公募之实,因此有必要在私募与公募之间划清法律界限。

公司型私募基金受《基金法》和《公司法》所调整,所有投资人均为股东。根据《公司法》,股东退出方式主要有股权转让、公司回购、减资以及解散四种。

有限合伙企业是享有高度自治的商业机构,对于合伙人之间的权利义务,法律赋予了更大程度的协商空间,有限合伙人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充分博弈获取更多的权利,并得以在有限合伙协议中明确体现。因此,除了上述救济途径外,投资者可以通过召开合伙人会议的方式寻求救济:召开合伙人会议是有限合伙人的基本权利之一。有限合伙人参与合伙事务的界限主要在其不能控制企业的日常决策和管理,即不得执行有限合伙事务,但《合伙企业法》对于合伙人会议制度并未做出限制性规定。从实践来看,合伙协议中通常约定了合伙人会议制度,有限合伙人可通过召开合伙人会议行使《合伙企业法》赋予的权利,如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提出建议、在有限合伙企业中的利益受到侵害时向有责任的合伙人主张权利或者提起诉讼等,亦可按照《合伙企业法》的规定,经由全体合伙人同意后退伙或解散合伙企业,通过清算程序实现资金的退出。

3、对于没有经过审批的非金融机构从事受托理财业务,并且约定固定收益和亏损责任归于受托人的合同,应认定为以理财为名,实为非法融资行为,合同无效。

2018年6月26日

实践中,亦存在基金本身向LP做出兑付承诺的情况,对此,有限合伙企业与有限责任公司的情况有所不同。我国《合伙企业法》对有限合伙人投资资金退出无明确禁止性规定,此种承诺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遵循契约自由原则,允许有限合伙投资人和普通合伙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约定;只要在不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况下,充分认可有限合伙协议的法律效力,承认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之间就执行有限合伙协议约定的违约责任及其他权利制约。

而实践中,私募基金管理人因无法兑现返还投资本金及承诺的收益而出现违约的现象时常发生,有限合伙人起诉普通合伙人或有限合伙基金的诉讼纠纷由此增加。对于此类纠纷,法院或仲裁机构往往会充分尊重有限合伙协议的约定,在有限合伙协议并未做出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并不倾向于支持赔偿的请求。原因分析如下:

文:冒小建、胡玄

从字面分析,可以将非法集资的构成要件归为以下三个要点:一是主体不合格(但是是否延伸到有资格的主体的越权行为,尚无统一认识);二是对象的公众性;三是有固定回报许诺(认定上也是众说一词)。本文集中讨论第二个难点:如何认定对象的公众性?如果《通知》所指“社会公众”是指不特定多数,那么就仅限公开发行(但是打击集资诈骗犯罪的角度却不仅限于此,本文在后一部分论及),那么不需经过审批的“私募”,就有可能被发行人滥用,以规避公开发行所带来的种种义务,以私募之名行公募之实,因此有必要在私募与公募之间划清法律界限。

1、“地下私募”的法律禁区:非法集资

1、通过工商网站(如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天眼查、企查查等)对基金公司进行工商调查,重点关注基金公司是否存有变动股东或高管、减少注册资本、变更经营范围等情形。

根据我国法律,非经金融主管机关批准,任何单位或个人都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业务,否则即构成违法行为。轻者取缔,重者入罪。1999年《关于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中有关问题的通知》将“非法集资”界定为未依照法定程序经有关部门批准,以发行股票、债券、彩票、投资基金证券或者其他债权凭证的方式向社会公众筹集资金,并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以及其他方式向出资人还本付息或给予回报的行为。

1、自然人之间的委托行为,是一方基于对另一方的信任委托其理财,只要不违反《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法律、行政法规中禁止性规定,应按照当事人约定处理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如构成借贷关系的,按民间借贷处理,如为委托合同关系,委托理财的后果直接归属于委托人,当事人约定的保底条款应属无效,只要受托人在处理事务过程中履行了善良管理人的义务,委托人应承担理财带来的风险损失。

在上述条款中,投资人必须保证一旦违约情形发生,能够行使法定、约定权利排除违约合伙人并夺得基金控制权。同时,投资人必须注意合伙人的表决规则,一旦违约发生时,合伙人大会上违约合伙人的表决权必须排除。出现风险端倪的应对

一、民事法律纠纷

2、企业委托个人进行理财,属以理财为名,实为违法借贷行为,合同应认定为无效,按违法借贷处理。

选择项目

目前在这个法律禁区中最敏感的还是所谓“非法集资罪”的诈骗犯罪。有些文章用非法集资罪这个用语造成社会上广泛的误解。其实非法集资并非一个罪名,应该说只是一个政策语境下的用语。刑法第192条的集资诈骗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的行为。由于集资诈骗行为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我国立法机关将该行为从一般诈骗罪中单列出来,加以专门规定,以集资诈骗罪给予严惩,本质上是诈骗罪的法条竞合犯。因为是司法打击的重点,使人产生错觉,以为集资诈骗罪是为打击非法集资行为而设,而实际打击的是诈骗行为并不是非法集资行为。未见“非法集资”只言片语的条文却执行着打击非法集资行为的职能,使得唯一体现交易类犯罪的条文也被加重了管理类色彩。作为投资者和融资者,自身保护不触刑法“电网”的关键还是要把握集资诈骗罪立法的本来价值取向,其强调的是“诈骗手段”,并不是落定在“非法”二字。

在没有相应的社会危害性时,是很难受到追究的。

2、退伙

责任编辑:

光大证券公告称,旗下浸鑫基金已临近到期日,投资项目出现风险。

3、投资款项返还的相关纠纷

2018年6月19日

GP作为基金主要发起人,通过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资金,以合伙企业形式设立有限合伙投资基金,该投资基金即为有限合伙企业,GP与投资者均为合伙人,各合伙人向基金投入的资金转化基金财产(即有限合伙企业财产),该资金为投资者作为基金的有限合伙人所履行的出资义务。GP作为基金管理人,以基金的名义,将基金财产对外进行股权投资、取得基金收益后再通过约定的收益分配方式实现各投资人预期收益。投资者作为投资人应按合伙协议约定进行收益分配和风险承担。因此,投资者只有在满足基金终止条件的情况后,才能要求对基金财产进行清算、分配,实现投资资金的退出。终止的条件又分为有限合伙人的退伙和有限合伙企业解散。

审查合同——明确法律关系

《合伙企业法》对普通合伙人与有限合伙人转让其合伙企业财产份额有不同的规定。普通合伙人未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不得转让其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但有限合伙人只需提前三十日通知其他合伙人,即可依合伙协议将其财产份额转让给合伙人以外的人。当然,有限合伙人的份额转让还受合伙协议的约束。有的合伙协议约定了有限合伙人在入伙合伙企业一年内,不得转让其财产份额,期满一年后方可转让;有的合伙协议则约定有限合伙人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财产份额时,其他合伙人享有优先购买权。因此,投资人拟通过转让退出的,须认真研究合伙协议中关于有限合伙人转让财产份额的内容,了解转让的权利及限制。

详细查询——收集相关信息

2、通过司法网站(如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等)查询基金公司及其高管的涉诉情况,间接了解基金公司是否涉及民间借贷、P2P等风险业务,是否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为了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减少投资损失,投资人可请专业人士及早介入。比如,投资人欲查阅合伙企业或公司的账目时,可聘请审计人员协助,详细分析财务风险。又如,当事人在明确权利及寻求救济时,可聘请律师协助。审查合同文本并非易事,投资人享有的权利及所受限制往往超出文本表面的含义。对合同条款的理解不能拘泥于条款本身,还须回溯投资过程,联系推销材料,结合往来邮件,综合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定,从整个法律体系和商业实践的角度进行解读。并且,风险一旦发生,投资人还须理性选择民事或刑事手段,以期减少损失,维护最大利益。在这方面,专业人员有更好的专业、经验及资源优势。私募基金领域中,风险一旦显现,危害后果随即而来,时间是抢赃挽损的生命线。投资人须结合审计和律师等专业人士,积极快速应对,才能最大程度地挽回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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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转让最稳妥,但公司经营状况与财务状况不佳时,股东很难找到其他人为自己接盘。投资人须留意公司的日常经营及财务状况,在公司经营发生异常时,及早转出其股权。

投资人投资私募基金本质上是在投资管理人,因为管理人的能力以及信用决定了投资人能否获得收益。必要时,投资人在投资前可以请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对选中的管理人进行尽职调查。管理人的资质、过往业绩等均为重点调查内容。

1.约定解除

审查协议(以有限合伙协议为例)

《合伙企业法》规定,有限合伙企业的合伙协议必须包含有限合伙人入伙及退伙的条件、程序以及相关责任。投资人拟退伙的,须查阅合伙协议关于有限合伙人退伙的条款,明确自己是否符合退伙条件。有的合伙协议要求有限合伙人在合伙企业存续期间不得退伙,或要求退伙须经全体合伙人一致通过等。须注意的是,关于退伙的限制性条款倘若实质剥夺了有限合伙人的退出自由,则可能陷入效力瑕疵甚至无效的法律后果。对此,投资人可找律师等专业人士寻求帮助,以期更好地维护自身权利。

2019年3月1日,中基协发布信息称,已累计公告26批疑似失联私募机构,共计547家,其中256家已被注销登记,13家已自行申请注销登记。4月17日,中基协再次公告,将注销30家机构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私募基金频频爆雷,是继P2P危机之后投资理财领域又一轮重大危机事件。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如何挽回损失,是每位投资人都关心的问题。及时退出投资的路径

此外,投资人不想退出合伙企业的,可通过更换基金管理人来维护自身权益。

一方面,不同类型的投资方式受不同的法律规定所调整,投资人依法退出的途径各不相同;另一方面,无论何种投资方式,投资人赎回的权利、程序及限制均主要来源于基础合同。因此,投资人一旦察觉基金产品存有风险隐患,应立即确定基金类型,明确自身的法定权利。同时,投资人须仔细查看合同文件,重点关注管理人义务条款、违约责任条款、提前终止条款及投资人退出条款等,明确自身的合同权利。

合意解除指基金合同存续期间发生了投资人不欲合同继续存在的特别情形后,投资人可通过与管理人达成新的合意,提前结束现有的合同关系,以实现提前赎回。合意解除对投资人的谈判能力要求较高,中小投资者可通过联盟合作,提高谈判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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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金管理人怠于履行职责,底层资产尚存的情形下,投资人及时更换基金管理人,有利于及时止损,尽可能保住现存利益。须注意的是,仅有基金管理人一个普通合伙人的情形下,只有在新的普通合伙人加入后管理人才可以退伙,否则合伙企业即被解散。

刑事控告途径并非投资人提前赎回的方式,但在管理人涉嫌犯罪的情况下,更有利于帮助当事人追赃挽损。第一,刑事立案后,侦查部门调查能力强,有利于调查管理人资金流向,并通过强制措施防止高管跑路或实控人失联。第二,公安机关查封冻结资产的速度明显快于民事保全。投资人虽可在民事诉讼中提起诉前保全,但诉前保全要求严格,且申请人需缴纳一定保证金,时间与金钱成本较大。第三,在民事审判中,倘若发现管理人存有刑事犯罪问题,极有可能移送刑事审判,并中止相应的民事诉讼程序,待刑事审判结束后再行恢复。第四,刑事案件中对被害人的赔偿优先于民事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意见》规定,当被执行人在执行中同时承担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其财产不足以支付的,须先退赔被害人的损失,再赔偿人身损害之医疗费用以外的民事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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