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思想内涵深刻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贫困问题的总根源。资本主义制度不仅不能解决贫困问题,反而会导致贫困问题不断深化直至矛盾的爆发。要根治贫困,必须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理论上,始终坚持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减贫理论。邓小平同志指出:“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穷的问题。”在实践中,坚持依靠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筑牢了减贫事业的根本制度保障,实现了有效减贫,彰显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

首先,精准扶贫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的本质不仅在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也表现在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里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率领人民群众摆脱贫穷、奔向小康,是我们党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快速发展,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邓小平同志在1987年就曾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我们党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先后使7亿多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并使我国成为了世界上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扶贫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都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这要求我们积极调动社会各方力量进行精准脱贫,到“十三五”末实现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这些战略任务和目标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

三是中国减贫加速了世界减贫进程,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方案。中国是最早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发展中国家,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尤其是精准扶贫方略的实施,走出了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为全球减贫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把握时间节点,确保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向国际社会宣布,未来5年,我们将使中国现有标准下7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与这个要求相比,我国当前扶贫开发工作依然面临十分艰巨繁重的任务。除去贫困人口总量多之外,现有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难度大,成本高,是亟需破解的主要难题。这些地区生存环境恶劣、生态脆弱、基础设施薄弱、公共服务滞后,已经解决温饱的群众因灾、因病返贫现象突出。这说明,我国扶贫工作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现在距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只有几年时间,时不我待,扶贫开发要增强紧迫感,真抓实干,取得实效。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扶贫开发是我们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点工作,是最艰巨的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十三五”时期是我们确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节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握时间节点,努力补齐短板,科学谋划好“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工作,确保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

顶层设计与具体举措相结合。在贫困治理中,党和国家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对减贫方案进行了科学设计,不仅在战略上明确了扶贫开发的基本方向,而且在路径上促进了减贫举措的落地实施。其中,明确外部帮扶与内生发展相结合,外在“输血式”扶贫与内部“造血式”扶贫相结合,保障了贫困群众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重视扶贫开发与区域发展相结合,在区域整体联动中聚焦深度贫困地区,在不同时期确立了脱贫攻坚克难的关键区域,着力重点突破。重视扶贫开发与农业农村发展相结合,从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后注重扶贫开发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结合,到党的十八大后注重脱贫攻坚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统筹,再到党的十九大以来重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相衔接,在坚持“三农”重中之重地位、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逐步推进减贫工作。

其次,精准扶贫彰显全面深化改革的应有之义。我国的扶贫事业与改革进程密切相连。一方面,通过改革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为大规模减少贫困人口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有利条件;另一方面,扶贫又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重要议程,进而上升为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组成部分。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等纲领性文件相继问世,实现了扶贫方式由以救济为主到综合开发、扶贫对象由县级贫困区域到村级贫困区域再到连片特困区的转变,探索出一条政府主导和全社会参与相结合的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截止到2015年底,我国贫困人口还有5575万,主要分布在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连片特困区,多数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脱贫难度大、成本高。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扶贫开发推进到今天这样的程度,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开展精准扶贫能够把扶贫对象由连片特困区转向每一个贫困家庭和贫困人口,改“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通过不断改革和创新扶贫开发方式,健全扶贫工作机制,以提高扶贫的精确性和有效性,切实做到真扶贫、扶真贫、真脱贫。

资料图: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是一个以苗、侗、水、瑶为主体民族的国家级贫困县。近年来,该县积极整合资金,结束了当地民众千百年来“人畜同居”的生活方式。中新社记者
贺俊怡 摄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能有人掉队

将消除贫困作为重要使命实现全面主动减贫

精准扶贫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产生具有丰富的理论渊源和深刻的现实依据,对推进我国扶贫开发工作、打赢脱贫攻坚战具有重大意义。

一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成效显著,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即将消除农村绝对贫困。按照我国农村现行扶贫标准,2013-2018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8000多万人,每年减贫人数都保持在1200万以上,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1.7%。832个贫困县,已脱贫摘帽436个。

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坚持中国特色减贫道路

以发展解放保护生产力为根本减贫手段

贫困人口;扶贫开发;脱贫;习近平;扶贫工作;深化改革;小康社会;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社会

二是坚持把扶贫开发纳入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分阶段明确减贫目标和扶贫标准,制定专项规划,开展大规模扶贫行动;

精准扶贫思想内涵深刻。贯彻落实精准扶贫的要求,需要在扶贫攻坚上进一步理清思路、强化责任,采取力度更大、针对性更强、作用更直接、效果更可持续的措施。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解决贫困问题,带领人民持续向贫困宣战。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积极探索、顽强奋斗,实现7亿多贫困人口摆脱绝对贫困,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加大扶贫投入,创新扶贫方式,扶贫开发工作呈现新局面,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我国成为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这个成就足以向世界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刘永富提到,预计到今年底,全国95%左右现行标准的贫困人口将实现脱贫,90%以上的贫困县将实现摘帽,再经过2020年一年的努力,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问题将得到历史性解决。

“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也是我国向更高发展阶段迈进的艰难跃升时期。当前,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农业是“四化同步”的短腿,农村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不是全面的小康。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扶贫工作。他到过我国绝大部分最贫困的地区。在充分调研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有针对性地回答了当前我国扶贫工作面临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这些论述是习近平总书记经济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打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扶贫攻坚战的重要指导思想。

新中国70年的减贫史,既是不懈探索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奋斗史,又是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发展史,更是持续积累中国减贫经验和取得巨大减贫成就的辉煌史。恩格斯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在新中国70年的减贫历史长河中,不同时期的减贫思想、减贫模式和减贫方案存在差异、各有侧重,但始终相互联系、一脉相承,形成了系统完整的逻辑体系:从“明确贫困根源”的逻辑起点出发,沿着“解决贫困根本手段”的逻辑主线展开,依托“治理贫困科学方法”的逻辑支点深入,朝着“逐步解决贫困问题”的逻辑目标推演,即严格按照“发挥制度优势——发展解放保护生产力——推行‘减贫组合拳’的综合治理——实现全面主动减贫”的逻辑,全力推进中国特色减贫事业向前发展。

精准扶贫思想着重围绕扶持谁、谁来扶、怎样扶三大关键性问题展开。

27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活动新闻中心举办第三场新闻发布会,请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永富介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扎实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并回答记者提问。

在扶贫工作中坚持和发挥制度优势,是我国扶贫工作取得成效的基本前提。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带领全国人民积极探索、艰苦奋斗,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减贫道路,为世界减贫事业提供了宝贵的“中国经验”。在不久前召开的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习近平同志对这条道路的内涵和特点作了完整阐述,即坚持改革开放,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坚持政府主导,把扶贫开发纳入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开展大规模专项扶贫行动;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把发展作为解决贫困的根本途径;坚持动员全社会参与,形成多元主体的社会扶贫体系;坚持普惠政策和特惠政策相结合,做到应扶尽扶、应保尽保。这条道路的核心,就是坚持和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和国家始终根据贫困问题的发展变化,针对减贫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及时调整、创新和完善贫困治理体系,在政策设计、措施选择、主体培育等多个方面,多措并举、多管齐下、多方发力,打出了贫困治理的“组合拳”,减贫的质量、效率和动力显著提升。

二是贫困地区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贫困地区呈现出新的发展局面。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入大量增加,发展能力明显增强,特色优势产业迅速发展,生态环境显著改善,贫困群众生活质量稳步提升。贫困县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个多百分点,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高出全国农村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发展差距逐步缩小。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伟大实践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显著增强,农村基层治理能力和管理水平明显提高,党群干群关系不断改善,人民群众获得感明显提升,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进一步巩固。

(作者系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副主任)

全面主动减贫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在减贫工作中,党和国家始终坚持以贫困人口为中心,从贫困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各个时期贫困户的现实需要适时制定和完善扶贫政策。新中国成立以来,从初期救济农村鳏寡孤独和虽有劳动力但生活上十分困难的贫困户,到改革开放后确定贫困人口标准保证农村贫困人口生存需要,再到新时代精准识别贫困对象开展精准帮扶,对贫困人口的帮扶力度不断加大,帮扶范围持续拓展;从初期帮助贫困群众解决温饱,到改革开放后保障贫困群众收入增加,再到新时代确保贫困群众“两不愁、三保障”,贫困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显著提升,自我发展能力稳步提高。这一过程中,不仅减贫直接效果明显,保证了贫困群众直接受益,而且减贫间接效果凸显,确保了所有农民一道共享减贫和发展成果,从而持续增强了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会上,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永富对相关情况进行介绍。刘永富表示,70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改革创新、接续努力,在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消除农村绝对贫困,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创造中国历史上的减贫奇迹。

找到“贫根”,对症下药,实施精准扶贫方略

在发展生产力中积极减贫。新中国成立初期,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大面积灾荒加剧了贫困程度,在落后的生产条件下,党和国家减贫的重心在于提高生产力水平、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这一阶段主要采取恢复和发展各项生产、对贫困地区进行物资输送等措施缓解贫困。改革开放新时期,减贫的重心转换为推动贫困地区和贫困农户脱贫致富,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支持贫困地区产业发展、鼓励贫困地区发展商品生产、推进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到进入21世纪后的优化贫困地区产业结构、推进产业化扶贫,贫困地区产业发展迅速,对减贫工作形成了强大的支撑。进入新时代,党中央明确把发展作为解决贫困的根本途径,着力在构建大农业发展格局、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中加大产业扶贫力度,贫困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得以提升。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减贫历程,不仅是贫困地区的生产力获得发展的过程,也是我国现代农业稳步发展的过程,我国的农业生产能力不断得到提升,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得到切实保障。1949年,全国粮食产量仅为11318万吨;1978年,全国粮食产量增长到30477万吨;2000年,全国粮食产量增加到46218万吨,两亿多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得到了根本解决;2018年,全国粮食产量跃升为65789万吨,我们成功将饭碗牢牢端在中国人民自己手中,实现了用较少土地养活较多人口的中国奇迹。

三是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改善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生产生活条件,提升自我发展能力,发展生产,增加收入;

基于这一认识,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各级干部,要带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抓扶贫,推动贫困地区脱贫致富。我们要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没有贫困地区的全面小康,没有贫困地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那是不完整的。正面这个挑战,应对这个挑战,是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前提。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把贫困地区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时刻放在心上,加大投入支持力度,做到有计划、有资金、有目标、有措施、有检查,加快贫困地区发展步伐,确保贫困地区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

在减贫范围上,我们寻求的是全面整体脱贫,而不是西方国家的短期内缓解贫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在减贫立场上,我们坚持积极主动脱贫,而不是西方国家的被动被迫减贫。抓好扶贫工作,打赢脱贫攻坚战,解决好贫困人口生产生活问题,满足贫困人口追求幸福的基本要求,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庄严承诺,是国内外皆知的庄严承诺。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牢牢将消除贫困作为重要使命,力求顺利实现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攻坚目标。

刘永富表示,经过6年多的不懈努力,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和重大历史性成就。

坚持党的领导,是我们坚持中国制度优势的重要表现,是我国扶贫事业取得突破和跨越的根本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为确保扶贫攻坚取得实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把扶贫开发作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主要内容,大幅增加扶贫投入,出台更多惠及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政策措施,提高市场机制的益贫性,推进经济社会包容性发展。

全面主动减贫体现了我国的国际责任和国际担当。消除贫困,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世界性难题。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在奋力消除自身贫困的同时,主动承担国际减贫责任,履行国际减贫承诺,参与和推动全球减贫合作,为全球减贫做出了重大贡献。新中国成立70年来,通过接连的大面积贫困救济、大规模扶贫开发、大力气脱贫攻坚,我国减贫成绩斐然,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七成。我国成为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通过积极开展南南合作、倡导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国支持和帮助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消除贫困,推动建立了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减贫交流合作关系,有效促进了全球范围内的减贫合作与共同发展。其中,我国不仅在消除饥饿与贫困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且先后为120多个发展中国家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提供了极大帮助。世界银行前行长金墉曾在2017年指出:“过去五年中国的减贫成就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世界极端贫困人口从40%下降至10%,主要贡献来自中国。”

中新网9月27日电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永富27日表示,预计到今年底,全国95%左右现行标准的贫困人口将实现脱贫,90%以上的贫困县将实现摘帽,再经过2020年一年的努力,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问题将得到历史性解决。

区别不同情况,制定更为精准可行的扶贫工作方案,做到对症下药、精准滴灌、靶向治疗,不搞大水漫灌、走马观花、大而化之。比如,在扶贫重点上,各项扶持政策既要整体联动、有共性的要求和措施,又要突出重点,加强对革命老区、贫困地区的倾斜,加强对特困村和特困户的帮扶。在具体扶贫举措上,要坚持分类施策,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易地搬迁安置一批,通过生态保护脱贫一批,通过教育扶贫脱贫一批,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在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识别、管理上,要进行精准化识别、针对性扶持、动态化管理,扶真贫,真扶贫。

在解放生产力中有效减贫。解放生产力,是发展生产力的重要前提。邓小平同志指出:“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生产力获得前所未有的解放和发展,中国不仅赢得了民族独立,也逐步实现了经济上的独立,为积极消除贫困、持续改善民生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改革开放新时期,农村改革等各项改革有序推进,不合理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束缚不断得到破除,在整体实现解放生产力和推进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贫困地区的生产力水平也得到快速提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确保了农民独立自主的经营权,极大地提高了贫困人口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农产品价格改革的推进,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保证了贫困人口的农业收入来源;乡镇企业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行,改变了贫困人口单一依赖农业生产生存的状况,农民可以自由从事农业生产以外的经济活动,促进了贫困人口收入来源的多样化。进入新时代,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进一步破除束缚贫困地区生产力发展的各种弊端,贫困地区的生产力水平进一步提升。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加快健全,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对脱贫的辐射带动作用逐步发挥;户籍制度改革深入推进,农民工同工同酬等权益得到保障,贫困人口增收渠道进一步拓宽。2018年,全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0371元,其中,人均工资性收入为3627元,已成为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增收的主要来源。

一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施改革开放,保持经济健康平稳发展,为大规模减贫奠定坚实物质基础;

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新中国70年的减贫工作始终将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基本遵循,探寻治理贫困的科学方法。这一科学方法,就是运用发展的眼光认识和分析贫困问题,将贫困问题视为多元化、动态化的复合问题,采取“减贫组合拳”来综合治理贫困。

四是坚持精准方略,普惠和特惠相结合,在促进农村、农业、农民发展的过程中,对贫困人口格外关爱,实施特惠政策,做到分类施策、应扶尽扶;五是坚持大扶贫格局,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形成跨地区、跨部门、跨单位、全民参与的社会扶贫体系。

全面小康须打好扶贫攻坚战

采取“减贫组合拳”综合治理贫困

刘永富补充,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贫困人口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明确了脱贫攻坚的目标任务,即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确定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出台一系列超常规的政策举措,建立脱贫攻坚的制度体系。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率领下,形成了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合力促攻坚的生动局面。

扶贫工作千头万绪,深入实际了解情况,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是切实做好这项工作的必要前提。这就需要党的领导干部“接地气”,带着对普通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抓扶贫。“善为国者,遇民如父母之爱子,兄之爱弟,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借用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经验,对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提出的时代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通过制度创新加快推进减贫事业发展。新时代,党和国家将脱贫攻坚工作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加大扶贫投入,创新扶贫方式,减贫目标、责任、考核、评估机制不断完善,减贫工作的针对性和精准度持续提高,稳定脱贫的长效机制逐步建立,扶贫开发工作呈现新局面。党和国家根据工作进展及时调整扶贫方略,出台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相关政策,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扶贫方向实现了从广泛到精准的转变;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减贫责任体系正式建立,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一起抓扶贫的减贫责任机制开始实行,确保了层层落实和履行扶贫责任;考核贫困地区扶贫开发工作成效的考核机制开始建立,改变了传统以考核贫困区域地区生产总值为导向的考核方式,明确了贫困地区扶贫开发的工作重点;“回头看”和省际交叉考核等考核方式开始运用,保证了扶贫开发成果的真实有效;第三方评估的评估机制正式引入,确保了扶贫评估结果的客观公正,在很大程度上预防了脱贫人口返贫。2016年,全国返贫人数为68.4万人,2017年降为20.8万人,2018年大幅下降为5.8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1.7%,显示出较高的减贫工作实效。

刘永富指出,新中国成立前,国家积贫积弱,人民一贫如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理念,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把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作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总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实现脱贫致富,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也是全国人民的期待,更是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的郑重承诺。党的十八大之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到河北阜平革命老区进行扶贫工作调研。在这次调研中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改革开放新时期,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不断促进减贫工作常态化。改革开放开启之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进一步凸显和发挥,常态化的减贫工作机制逐步建立。党和国家从这一时期的具体实际出发,科学制定和实施扶贫方略,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将“老、少、边、穷”地区脱贫列入“七五”计划,减贫工作上升为国家战略行动;扶贫攻坚计划和扶贫开发纲要相继出台,减贫工作进一步落到实处;国务院成立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减贫责任和领导机制正式确立;针对贫困地区的专项扶贫资金得以设立,国家级贫困县的扶贫标准正式明确,贫困地区脱贫步伐加快,减贫重心实现了从救济式到参与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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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扶贫开发工作,基层是基础。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农村要发展,农民要致富,关键靠党支部。扶贫开发要与基层组织建设有机结合,充分调动基层的积极性。要抓好以党组织为核心的村级组织配套建设,鼓励和选派思想好、作风正、能力强、愿意为群众服务的优秀年轻干部、退伍军人、高校毕业生到贫困村工作,真正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坚强战斗堡垒。

在推进新中国减贫事业的过程中,我们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从源头寻找减贫的治本之策,确立了以制度为基础的国家减贫模式。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开发,集中力量办大事,是发挥我国制度优势,搞好扶贫工作的重要方面。扶贫开发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动员和凝聚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扶贫工作要切实强化社会合力。这种“合力”的主要体现,一是要构建科学合理的大扶贫格局。努力建成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多方力量、多种举措有机结合和互为支撑,政府、社会、市场协同推进的“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健全东西部协作、党政机关定点扶贫机制,形成跨地区、跨部门、跨单位、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社会扶贫体系,有组织地调动社会各界参与扶贫开发。二是要积极开辟扶贫开发新的资金渠道,加大金融扶贫力度。在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扶贫投入,增加金融资金对扶贫开发的投放,坚持政府投入在扶贫开发中的主体和主导作用的同时,吸引社会资金参与扶贫开发,多渠道增加扶贫开发资金,更快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和贫困人口脱贫致富。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牢牢将消除贫困作为重要使命,坚持积极主动脱贫,追求全面整体脱贫。全面主动脱贫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体现了我国的国际担当。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经济工作重要论述

发挥制度优势推进减贫进程

全面小康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小康,不能出现有人掉队。全面小康,核心就在全面。它覆盖的人群是全面的,涉及的领域也是全面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全国范围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开发式扶贫,我国有6亿多人口摆脱贫困,在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共同发展方面取得了伟大成就,提前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减半的目标。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贫困人口数量减少的成就93.3%来自中国。近年来,农村贫困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农民的生存和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各项社会事业建设有了长足进展。但是,按照年人均收入2300元的农村扶贫标准计算,截至2014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还有7017万人。贫困地区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和深层次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这个影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需要下大力气着力解决。

党和国家在推进减贫事业的过程中,始终将历史唯物主义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理论作为基本依据,力求从根本手段上破解贫困难题。这一根本手段,就是不断发挥生产力在减贫工作中的助推作用,持续夯实减贫的物质基础。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始终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发展和消除贫困作为核心工作来抓。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持改革开放,坚持政府主导,先后通过体制改革推动扶贫、大规模开发式扶贫和有计划的扶贫攻坚等举措,基本解决了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所有这些成就,都是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总前提下取得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扶贫工作进入攻坚的关键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如果贫困地区长期贫困,面貌长期得不到改变,群众生活长期得不到明显提高,那就没有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那也不是社会主义。这说明,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既是有中国特色的减贫道路的根本目标,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制度区别于其他制度、其他理论的基本特征。

开发式扶贫与保障性扶贫相结合。在减贫过程中,党和国家逐步确定了开发与保障的双重目标,既将扶贫开发作为脱贫致富的主要手段,又将政策兜底作为摆脱贫困的根本保障。实行产业扶贫与专项扶贫一起抓,从新中国成立后的物资救济,到改革开放后的产业帮扶,再到新时代的“六个精准”“五个一批”系统性举措,在推动贫困地区产业发展的同时,开展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方面的综合扶贫,实现了多维度、多领域的扶贫协同。实行物质帮扶与精神帮扶一起抓,从新中国成立后的物质帮扶,到改革开放后的坚持开发式扶贫,提倡贫困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再到新时代的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增强贫困群众依靠自力更生实现脱贫致富的意识,在保障不同时期扶贫对象基本生活的同时,强化了贫困群众在扶贫开发中的主体作用,提升了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动力和持续发展的能力。

实施精准扶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扶贫工作思路的一个重大转变。这个方略,是针对我国扶贫工作出现的扶贫措施总体上缺乏精准性、连续性、全面性,扶贫工作底数不清、目标不准、效果不佳等问题提出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精准扶贫战略要注重抓六个精准,即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确保各项政策好处落到扶贫对象身上。这六个精准,概括起来就是两个要求,即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要扶到点上、根上,让贫困群众真正得到实惠。

新中国成立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确立了以制度为基础的国家减贫模式。在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中,经过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得以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得以形成,奠定了国家动员减贫的坚实制度基础;通过土地制度改革,人民群众掌握了社会生产资料,享有了平等的土地权利,建立了农业增产和解决温饱进而摆脱贫困的有力制度保障;通过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团结各族人民和各个阶级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形成了集中力量解决贫困问题的强大组织合力。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不断探索和丰富了“生产力”的内涵,强调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保护生产力的辩证统一,注重依靠发展来减贫,并根据不同时期的贫困问题,实施符合国情和发展实际的减贫政策,采取有计划有差别的减贫方式,不断提升减贫实效。

构建多元主体的社会扶贫体系。面对不同的减贫主体,党和国家始终重视各主体间的协调,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减贫事业服务,不但保证了各主体各自发挥作用,而且凝聚形成了协同减贫的重要力量。这一过程中,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的减贫理念,积极发挥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多方优势,引导各方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向贫困地区投入和倾斜,推进各类各项扶贫精确对接和共同发力。坚持党的领导,逐步建立政府主导、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减贫体系,发挥了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主导作用,动员了全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发挥了各参与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实现了扶贫主体间的高度集成和良性互动。

全面主动减贫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对于减贫事业,党和国家坚持从战略高度进行总体设计,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有力地推动了减贫工作。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着力解决普遍性贫困问题,在发展工农业生产的过程中,坚持贫困人口不掉队,抓住解决温饱问题不放松。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的本质得以明确,先富带动后富的思想得以确立。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在从解决温饱到实现总体小康跨越的过程中,贫富差距持续缩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和国家致力于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明确将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作为发展中的突出短板,着力带动所有贫困人口实现全面小康。

在保护生产力中稳步减贫。保护生产力,是发展生产力的重要保障和重要内容。在贫困地区生产力水平和贫困人口收入水平稳步提升的同时,党和国家注重将发展生产力与保护生产力相结合,明确生态环境也是生产力,充分发挥扶贫的生态效益。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扶贫开发与生态保护相结合,积极推动贫困地区生态建设和资源环境保护,贫困地区生态恶化问题逐步缓解;积极发展生态农业和环保农业,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提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我国开始树立绿色减贫的发展理念,走上了可持续的绿色减贫道路。在保证一定脱贫速度的同时,着重提升扶贫开发的持久性和稳定性,减贫的重心转变为在发展中促进保护、在保护中寻求发展。在扶贫开发中,坚持精准扶贫与生态保护相结合,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着力于实现扶贫开发和生态改善的双赢;坚持精准扶贫与绿色发展相结合,合理利用贫困地区的自然资源和生态资源,加快推动贫困地区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着力于实现扶贫开发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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